澎湃新闻 | 周振华:全球化的“终结”?后疫情全球城市的新命题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0-07-31浏览次数:10

                        

制图:张泽红 冯婧

制图:张泽红 冯婧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间名为“世界”的剧院临时关闭,入口处挂上标识“世界暂时关闭了”(The World is Temporarily Closed)。一间名为“世界”的剧院因疫情临时关闭。Edwin Hopper 摄,图片来自Unsplash

一间名为“世界”的剧院因疫情临时关闭。Edwin Hopper 摄,图片来自Unsplash

暂时停摆的还有全球产业链。曾有中国的外贸商人这样描述自己的“上下半场”,上半场“震中”在国内,工厂停产;后半场,产能恢复了,但海外订单几乎清零。而随着疫情升级,一些国家发现,在口罩、呼吸机等关键医疗设备的采购和生产上,全球化无法应急。

早于疫情开启的中美贸易摩擦仍在继续,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会就此“终结”吗?

这并非人们第一次对全球化产生质疑,在全球产业链愈发复杂的今天,风险也难以预期。新冠疫情缓和之后,全球化会出现哪些转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市政厅采访了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带来了不少次生危机,一些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抬头,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这其中是否存在误读?

周振华:最近大家听到很多类似的讨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甚至“全球化的终结”,确实,全球化的走向影响着企业、产业、城市乃至国家,它涉及重大的战略研判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回望全球化的历史。比如在殖民时期,全球化的推动者是国家。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贸易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第三世界国家则主要出口能源和原材料。

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全球化的主体开始发生变化,跨国公司的角色愈发重要。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逐渐占主导,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布局全球产业链。由此,全球化得以深化,从单纯的工业制成品、金融拓展到更多领域,特别是服务贸易。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05至2017年间,全球的服务贸易增速已经超过了货物贸易。

从历史轨迹上看,全球化的主体已经发生了转变,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围绕全球化有诸多疑问,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一些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姿态,但跨国公司的内驱力并未改变,他们仍会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追求资源的高效配置,这是全球化的本质。

澎湃新闻:全球化的大趋势仍会继续,但一些产业链会调整空间布局吗?

周振华:实际上,空间布局的调整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已经开始了。某些产业一定是在全球范围内离岸布局产业链的,比如飞机制造。但有的产业可以实现区域化的近岸布局。

区别在哪里?过去,跨国公司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最低处,两头在外,加工贸易为主。但经济危机之后,他们在布局和选址时,成本不再是首要因素,更多考虑的是一个地区的潜在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能力。

从跨国公司角度,将产业链收缩在一个区域内,可以减少风险,毕竟产业链在空间上拉得越大,就越脆弱,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行业。比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就影响了东芝的一家芯片工厂,下游产业断了供货,全球芯片价格也受到波及。本次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全球产业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收缩产业链也可以降低运输成本,2008年以后很多行业在慢慢恢复,但航运、造船业一直没能完全恢复,一个原因就在于全球性的运输减弱了,区域性的运输反而增强了。

是全球离岸还是近岸布局需要看具体的产业,比如食品、制药、家具、集成电路等可以实现近岸布局,因为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相对集聚。但有些产业无法完全退缩回某一块区域。

跨国公司之外,国家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发达国家发现,从口罩到呼吸机,一些关键的医疗设备和防护材料需要临时从全球采购,这也会促使人们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

澎湃新闻:疫情和贸易摩擦会加速这种转变吗?

周振华:我们的预判是这样,更多跨国公司会考虑近岸布局。

为什么跨国公司几十年前要全球布局,现在转而考虑区域化?因为当时的条件不成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制造能力,不具备在区域内布局产业链的基础。“亚洲四小龙”,和后来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都受惠于加工经济,是离岸产业链的一环。现在,新兴经济体成长起来了,经济水平和制造能力都有了大幅提升。

如果转向近岸布局,对中国而言,一定会出现一些产业的撤离。比如,一些面向北美市场的公司会选择将制造基地放在墨西哥,而面向欧洲市场的就在欧洲范围内选址设厂。而在亚洲,印度和东盟都有可能承接一部分生产力,当然最初这些地区的生产规模可能并不大。

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能否在这轮调整和转向中找准位置。

我前面提到,跨国公司看重潜在市场规模和产业配套能力,这块中国有优势。印度的潜在市场也很大,但产业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条件等还不够。

过去的离岸市场中,中国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目前是中国尝试产业链升级的机遇。

澎湃新闻:区域化产业链布局为何能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机遇?

周振华:看资源配置能力,在产业链上的提升意味着有更大能力实现资源配置。

以上海为例,截至2019年10月底,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10家(其中亚太区总部114家),研发中心453家,他们看重的是中国的潜在市场。但现阶段,这些地区总部大多做的是协调工作。

随着近岸布局,区域总部的能级会有所提升,为了在区域性的产业闭环中占据主导位置,其权能、功能、职能都会发生改变。全球化是既分散又集中的,生产是分散的,而控制、管理、协调功能会集中在某些点上。

上海提出要打造卓越的全球城市,我认为关键就是要提升它在全球化中的战略性功能。

贸易的核心在于结算清算,亚洲范围内,这块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金融也同样,不论是债券市场、汇率市场,还是期货市场,需要考察的并不只是它的交易规模,而是有没有定价权。单纯扩大交易量并不意味着在全球产业链上占到优势地位。

作为国际航运中心,上海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和排在第二位的新加坡拉开了距离。但航运产业链里细分,高端的部分在于航运服务业,不是一般的货代、船代,而是在航运金融、海事服务、船长培训等等。

澎湃新闻:这对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周振华:中国的城市现在都开始重视营商环境了,但目前看来这都是比较基本的要求,想要成为区域性产业链的核心,意味着城市需要提供更多功能。

我们在一些研究中也接触了一些跨国公司的区域负责人,他们很看好中国市场,但也会谈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信息、人员。

以上海的临港新片区为例,我个人认为,它有条件实现这些功能,比如离岸贸易、转口贸易、离岸金融等,这些才能吸引到真正能级提升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但如果只是把新片区看成传统的开发区,仅仅满足于在GDP上“再造一个浦东”,并不意味着实现了功能提升,这不利于在产业链区域性布局中占据主导位置。

应对未来可能的转变,上海想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任重道远。也要有危机意识,东京、新加坡已经在“抢人”了,他们开出了利好条件,希望吸引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入驻。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最近热议的“双循环”?

周振华:双循环是应对未来的策略性思考。

首先是对内大循环,我的理解是,不能把内循环当作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内大循环需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467892?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要进一步扩大内需,中国的市场潜力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一些中等收入者已经有了一定的支付能力,但还没有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形成成熟的消费市场。

当然也需要给予人们对消费和市场的信心,这里有很多结构性因素,人们不敢消费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我们需要继续解决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

双循环层面,需要继续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离岸部分,也有近岸区域性市场。以上海为例,长三角一体化和临港新片区的设置在大方向上都很精准,但具体的操作和把控仍然存在不少挑战。

区域化仍是全球化的延续,对中国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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