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包容四海、兼纳百川，是世界文明古国里唯一绵延繁盛、历久弥新的原生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可谓中华文明长久保持更新发展的奥秘和精神内核。
满天星斗肇其端——
探究中华文明滥觞和早期国家起源，涉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两大课题：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的内在机理与外在轨迹，中国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之形成。
中华文明的肇端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样某种早期文化“一烛独照”的局面，而是新石器时代多种文化散点式发生发展的结果，呈现“满天星斗”的态势。
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曾提出中国早期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将先秦时期人口密集地区划分为相对稳定的六大文化区系：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区域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线的南方。
各种史前文化有其鲜明特征，彼此交叉互渗、影响。其中，北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东方以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为代表，中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东南以良渚文化为代表，西南以大溪文化为代表，南方以石峡文化为代表。
中华文明肇端之始的空间广度以及由此萌蘖的文明发展路径的多样性，确证了中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由群星满天汇聚而成中华文明曙光，在夏商周时代激扬形成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新态势，大体上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终极格局。
多元一体培其根——
《尚书·禹贡》记载，“禹别九州”。今天，九州大地、神州大地已成为人们非常熟悉的中国别称。
事实上，禹之“小九州”之外，还有“中九州”“大九州”等不同层级的地理概念。它们以一种朴素的直观想象将中原、中华、世界乃至宇宙连接起来，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在本根处多元一体的特征，还可视为“人类文明一元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声。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各区域、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1982年11月，上海目前唯一的大遗址——良渚文化福泉山高台墓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身处东南、主要分布在苏浙沪的良渚文化与身处北方、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一带的红山文化，因为同样具有精美绝伦的玉器工艺和“东方金字塔”陵墓得以联系在一起。
不难想象，夏商周早期国家起源之前的中华大地就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各种文化持续裂变、交织，互相融合、吸收，经由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不间断滋养，最终诞生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兼收并蓄塑其形——
中华文明定鼎于中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大核心文明携手步入“轴心时代”。
儒家思想不是封闭的。先秦子学、魏晋玄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历朝历代的重要学术思潮，大多与儒学应对其他异质思想甚至异域文化密切相关。
譬如，魏晋风度是儒道互补的开端，宋明理学是对汉唐经学和佛教义理刺激的反动。儒释道三种思想并行不悖、互相和合融通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现象，决定性地形塑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由此，“三教合一”随之成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一个显著面向。
近年来，三星堆文化的新发现震惊了世界。它的独特面貌很有可能是吸收各地文化精华的结果，或者说三星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
结合现有考古成果，可以得到确认的有两点：第一，三星堆文化与位于中原的夏商王朝关系密切；第二，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古文化存在联系。
此外，三星堆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的青铜器具，如青铜大立人像、成组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被金箔包裹的权杖等，似乎又与西亚近东文明有一定的文化采借关系。
我们或可推断曾经有一条连接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古蜀地区的丝绸之路，三星堆文化则是这条大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要道，还是一条文化包容、文明互鉴之路。西亚近东地区的青铜制作工艺、对神祇的祭拜习俗等传入古蜀地区，经由当地人消化吸收，并与其他文化融合后造就了独树一帜的三星堆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向对流铸其魂——
一般认为，佛教在两汉期间正式传入中国，标志之一就是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被尊为“祖庭”和“释源”的洛阳白马寺。
同样借道丝绸之路，景教传入中国则始自唐贞观九年的“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其重要标志为在长安刻石落成、被誉为“中国基督宗教之昆仑”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与历史上的文明交汇常常伴随战争和暴力不同，以汉唐佛教、明清天主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采用格义、况义等积极适应中华本土传统思想与礼俗的策略性做法，形成了跨文化交流的和平模式。
可以说，中华文明多元通和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形塑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再来看中华文明中一个具有本源意义的概念：天。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以天地人为“三才”，要求敬天法祖、崇礼贵德。由“天”到“礼”揭示出中国的古典教化体系，可以看成一个双层的构造：
一层是由六经之文等来塑造国人的身心，即中庸“格物致知”学统，此所谓“文教”；另一层则兴起敬天法祖等祭祀与礼乐教化，进而“神道设教”，此所谓“神教”。
由“文教”进而“神教”，“神”是包含在“文”之中的。这些“神”都承载一个共同的“文”，那就是以儒学为主力所守护的传统中国价值体系。由此，相较于西方的宗教色彩，中国传统社会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特质。
正是因为“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圣王所以为教，初不昧其有也”，所以这一教化系统不仅强调“文教”对“神教”的引领统摄作用，也重视“神教”对“文教”的基础推动作用，继而构造出中华文明的“双向对流”特征。
当一神教因为排他性而不断引发种族歧视、无休止的冲突甚至战争之时，当基督教世界祛魅后的复魅、世俗化之后的“宗教热”复归之时，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双向对流”特征成为跨文化对话与多元发展的重要基石。
总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递嬗进化，似一棵根深叶茂、经天纬地的参天大树，满天星斗肇其端，多元一体培其根；似一方形魂兼备、仙寿恒昌的通灵宝玉，兼收并蓄塑其形，双向对流铸其魂。富蕴包容通和特性的中华文明，必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扎实基础之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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