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留学生接续托起的一簇圣火——俞可发表在《中国教育报》的文章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18-05-04浏览次数:451

走进新时代,留学生仍须一如既往地把《共产党宣言》这簇熊熊圣火高高托举。CFP供图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今年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在4月2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再次强调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本版组织稿件回顾历史,探讨中国留学生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的贡献。——编者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信仰的味道”。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恰体现出这一隐喻。潜心译书时,日本中央法科大学毕业生陈望道竟然把粽子蘸着墨汁当成红糖下肚充饥,却浑然不觉,甚而惊呼墨汁的甜味远胜红糖。此实乃信仰之甘。以陈望道为代表的留学生把马克思主义奉作终生信仰,把译介《共产党宣言》视为崇高使命,“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神州大地“徘徊”,并嬗变而成一场“壮丽的日出”。

    断乾坤

    1920年3月,江南大地,春寒料峭,万物蓄势待发。在浙中义乌那间因年久失修而壁不挡风的祖屋里,陈望道伏案译书,手持《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和英译本各一卷,《日汉词典》《英汉词典》各一部。日译本由同盟会元老戴季陶早年就读日本大学时购得,却无力翻译。戴季陶奉孙中山之令返沪创办并主编《星期评论》之际,急于招募译者。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的邵力子获悉,便举荐陈望道。英译本由两位日本早稻田大学校友提供,即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请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从馆内借出。

    陈望道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不出一月,译稿杀青,“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遂定稿。然而,《星期评论》1920年6月6日惨遭当局封杀。在共产国际资助下,陈独秀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路)成裕里12号设又新印刷所。是年8月,作为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克思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付梓,封面上标注着“马格斯、安格而斯合著”和“陈望道译”。忙乱之间一时疏漏,竟将首版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误印成“共党产宣言”,但瑕不掩瑜。

    甫一上市,遂风靡神州,几度售罄,再版不绝。1949年7月,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留法学子周恩来当着众代表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品读陈望道赠阅并经由留日胞弟周作人转交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之后,肄业于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东北大学)的鲁迅掩卷长叹:“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

    出版当年秋季,译本便成为外国语学社的教材,由陈望道讲授。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在此,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以留学生为主,如留日的沈玄庐、李达、李汉俊、林伯渠、沈泽民、邵力子、周佛海以及陈望道,留苏的俞秀松,留法的袁振英。该团体当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共产党宣言》为模板,首度明确亮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首次庄严宣告中国要建立共产党的强烈诉求。此外,该团体还于当年11月7日创刊《共产党》。翌年7月,那场伟大的诞生引领中国人民向着灿烂的共产主义前进,可谓一书断乾坤。

    取天火

    陈望道译本虽为首部中文全译本,译介事业却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壮举,一代又一代留学生接续襄力。在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宋庆龄回忆道,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孙中山1896年10月抵达伦敦,在此,他第一次“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在孙中山的感召之下,留洋的同盟会成员竞相译介。1906年1月,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2号上,以笔名“蛰伸”,孙中山得力助手朱执信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一次评述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这位1904年广东省留日考试拨得头筹的热血青年写道:“前乎马尔克(即马克思)言社会主义而攻击资本者亦大有人,然能言其毒害之所由来,与谋所以去之道何自者,盖未有闻也。故空言无所裨。夫马尔克之为《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也,异于是。”同年6月出版的《民报》第5号刊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第一次用中文梳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并摘译《共产党宣言》结束语。该文作者“犟斋”为曾留学日本的宋教仁。以“梦蝶生”为笔名,宋教仁的留日同窗叶夏声在第7号发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推介《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

    鉴于孙中山在东京组建同盟会,留日学子勇当译介《共产党宣言》的急先锋。早在1903年2月15日,由东京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刊登《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由此正式确定“社会主义”这个汉译术语。作者马君武,日后在德国柏林理工大学获取博士学位。留日学子群体化名“蜀魂者”和“民鸣者”,根据日译本,把《共产党宣言》摘译为文言文。朱执信携手早稻田大学校友廖仲恺创办的《建设》杂志曾连载戴季陶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所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1919年8月至1920年4月期间,该刊登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余篇。

    译介《共产党宣言》的是一群怀有拳拳救国之心的留学生。译介虽热火朝天,却驻足于所谓的“更研哲理牖新知”,既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用作打破旧世界的方法论,更无法把共产主义化作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信念。唯有共产党人以这部伟大经典铸就伟大事业——缔造并建设新中国。

    铸伟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因代表留日学生总会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而一鸣惊人的李大钊,在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期间,深受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的影响。其代表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要参考文献便是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并摘译《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思想。该文发表于第6卷第5号《新青年》。这一期取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同时还发表留德学子顾兆熊撰写的《马克思学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黄文山(化名“凌霜”)撰写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帝国大学(日本)毕业生陈启修撰写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校友刘秉麟撰写的《马克思传略》等文章。那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五四运动当年,译介《共产党宣言》呈井喷之势。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其留日同窗陈溥贤撰写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译文。1919年4月6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第16期推出成舍我的译介文章。《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号至第52号连载留苏学子张闻天撰写的《社会问题》,文末附有《共产党宣言》十大纲领的译文。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广东中华新报》连载留日学子杨匏安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此文把《共产党宣言》视作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源头。

    于负笈求学的共产党人而言,《共产党宣言》堪当“入门老师”。苏联政府1921年和1925年设立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一大批革命先驱与共和国缔造者,其核心课程便是研读《共产党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先后推出三种译本:留法勤工俭学者张伯简主持的上海华兴书局1930年3月出版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延安解放社1938年8月出版解放区第一个全译本,由留日学子成仿吾和留德学子徐冰翻译;延安解放社1943年8月出版全译本,由留苏学子博古根据俄译本校订,被中共中央列为五本“干部必读书”之一。

    为寻求真理,朱德径直奔赴马克思故乡,由留德博士、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会长魏时珍传授德文,所采用的教材正是原版的《共产党宣言》。留德期间,朱德由周恩来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周恩来赠予其《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194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印发《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明确将每年5月5日定为干部学习节,朱德当之无愧地被推选为首届“模范学生”。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日。马克思的这部被列宁誉为“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的著作,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使百余年的中国留学史嬗变为“‘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如今,走进新时代,留学生仍须一如既往地把这簇熊熊圣火高高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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