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敦煌藏经洞文书发现至今已有120多年历程，敦煌文学研究历经几代学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变文、诗歌、小说、辞赋、歌辞等领域名家辈出，全集或专集不断问世，发展深入。相较之下，“敦煌文”领域则颇为沉寂，其步履沉重，发展缓慢，不为世所重，导致与敦煌文学的整体发展并不合拍。
早在1988年，周绍良发表《敦煌文学刍议》一文，主张扩大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他仿照萧统《文选》的文体分类法，将敦煌文学作品按照文体分成三十大类，提出应当打破过去对于“敦煌文学”的狭隘认识，重视对表、疏、书、启等诸多“敦煌文”作品的研究。稍后1993年出版的《敦煌文学概论》，即按照周先生这一思路，专设“敦煌文”章节，但很快地，国内有一些学者即提出异议，由此展开热烈讨论。当时执笔“敦煌文”章节的作者李明伟先生，虽然在回应争议时表示：“对这些问题还会有许多不同意见，应该继续讨论下去”，但“敦煌文”概念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其研究也相对滞缓不前。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文一直以文学正宗居于重要位置，备受尊崇。而在敦煌文学领域，“敦煌诗”很早即受重视，但“敦煌文”概念一直不被认可。是我们的衡量尺度有欠偏颇？还是敦煌文学中果真没有“文”的存在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
其实，在敦煌文学整理中，敦煌文的整理起步是最早的。早在1909年，蒋斧整理出版敦煌文录。蒋斧的目标很明确，只收“文”类作品，其中收“碑”“敕”“牒”“状”“赞”“记”等作品21篇，6种文类，均属于正宗“敦煌文”范畴。在该书序言，蒋斧高度肯定了敦煌文的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敦煌文”作品数量众多，虽然一时难以精确统计，但无论如何，数量很大是肯定的。李明伟先生感慨说：“遗憾的是，这些佳作一向不为中国文学史研究者所重视，有些研究者甚至连存在着这些佳作这一事实也不怎么了解。”虽然他一再强调：“这种状况，无疑是应当加以改变的”，但收效不大。其个中原因，非常复杂。囿于篇幅，笔者主要想谈两个方面。
一是“文”的内涵与外延，原本就非常复杂。这是内因。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对“文”的内涵与外延，界定不一。纵观历史，“文”与“非文”的区分及其渐进，贯穿古今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在中国古代，“文”的概念是伴随“文学”概念而出现，又伴随文学文体的不断分化而逐渐清晰的。在先秦两汉时期，“文”的概念演进，经历了从“文字”至“文章”的一大转变。而当时“文章”，大抵以经学、子学、史学为主，从学术论著演变到公牍应用文书。到南朝时期，时人将文学作品分为两类：有韵之文为“文”，无韵之文为“笔”。“文”的概念与内涵又为之一大变。而萧统《文选》有意打破壁垒，有韵、无韵兼收，凡“沉思”“翰藻”皆名为“文”。受此影响，南朝以后，“文”“笔”划分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到北宋以后，“诗文”并称，逐步取代了“文笔”，将无韵之文统称为“文”，有韵之文统称为“诗”。如北宋初年宋白“坐卧将何物，陶诗与柳文”、欧阳修“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唐庚“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均是其例。而敦煌遗书其确切时间纪年跨度从公元五世纪至十一世纪，即从南北朝至北宋初期，正与“文笔”之兴起、繁荣、衰微，相始终。由此可见，敦煌遗书“文”类作品及其门类的丰富复杂，可想而知。
从先秦到北宋之初，“文”的概念几经演变：从文字到文章，从学术著作到公牍应用文书，再到萧统“沉思”“翰藻”始名为“文”；从“文笔”并称，到“诗文”并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的分类标准”，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不同时代，标准并不一致。广义的“文学”，指“一切用文字发表的东西”，既包括诗、词、歌、赋、论、说、记、传、章、表、书、奏、碑、诔、箴、铭等，也包括经学、子学、史学等学术著作、公牍应用文书等。这一广义概念，契合“文”作为“文字”到“文章”的发生发展演变进程。但是，后世在中国文学发展演进、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古今转换的过程中，狭义的“文学”观念也出现了，从萧统“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到近现代“单指描写人生，发表情感，且带有美的色彩，使读者能与之共鸣共感的作品”。这一广、狭的文学，人们又习惯性称为“杂文学”“纯文学”。虽然这并不很准确，但大体从文采上作出了区分。而“沉思”“翰藻”等美文的界定，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审美标准并不一致，边界模糊。因此，具体到“敦煌文”概念、内涵、外延的界定时，更难以达成一个准确的、一以贯之的“共识”。
二是中国古代、近现代以来“文”的地位的升降，促使“敦煌文”研究遇冷。这是外因。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新旧文学的分水岭，也成为了敦煌文学研究（敦煌文研究）的分水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通俗文学”成为关注焦点，体现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大众走向。如前所述，早在1909年，在敦煌文学整理研究的最开始阶段，蒋斧敦煌文录最先肯定的是敦煌文的价值。到1920年，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以通俗诗、通俗小说为例，开始肯定敦煌文学作为通俗文学的重要价值，其后郑振铎先生等提出“敦煌俗文学”的概念，从此敦煌文学便以其“俗文学”的面目备受瞩目。其中如郑振铎先生提出的敦煌变文，以其特有的民间形式，凸显出“俗文学”在文学演变进程中的历史主体性。而原有的敦煌文作品，与桐城派、《文选》等，同属于文言文范畴，作为“俗文学”的对立面，基本上被忽略摒弃。
稍后于蒋斧的刘复（又名半农）于20世纪20年代初赴欧洲留学，辑成《敦煌掇琐》出版。该书上集辑录小说、杂文、俗赋、诗歌、曲子词等，中集辑录户籍、契约、诉讼状、官文书及有关婚姻、教育、宗教、数术的杂文书等。这是继敦煌文录后，对敦煌文类作品的再次辑录整理。但当时蔡元培先生为此书作序说：“读是编所录一部分的白话文与白话文五言诗，我们才见到当时通俗文词的真相。”蔡先生以“白话文”来统称《敦煌掇琐》所收作品，以示与《文选》、“桐城”古文的区别。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分水岭，从敦煌文录到《敦煌掇琐》，虽然辑录的作品文体近似，但它们前后称呼的变化，折射出敦煌文地位的升降变化。
三
事实上，敦煌文作品兼具应用性与文学性，其中不少是应当时政治生活或日常生活应用的需要而产生，如奏疏、章表、书状、祭文、牒启、邈真赞、碑铭等，有些是因为世俗仪式或宗教仪式需要的产物，如书仪、释门文范、写经题记等。所以李明伟先生认为，敦煌文作品雅俗并存，“真切地以‘百科全书’形式再现了当年敦煌地区乃至整个河西的社会生活情景”。因此，敦煌文的特色，不仅反映在其作为通俗文学中，也更多地反映在其作为传统文学的属性上。例如，敦煌遗书中有一大批官牍文书，但长期以来学人仅关注其历史价值，较少纳入“敦煌文”的范畴，从而导致敦煌文其“势”不张，其名难立。究其根源，这些官牍文书作为“敦煌文”之一种，逐渐被边缘化，乃至消失于视线，鲜有关注。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相较之下，日本学者金冈照光《总说〈敦煌文学の诸形态〉》将敦煌文学总体划分为三大类：讲唱体类、散文体类、韵文体类。其中“散文体类”又细分为“对话体类”“通常散文体”，虽然他的散文体类与我们探讨的有所不同，但他这种将文体划分为韵文、散文的做法，再现“文”“笔”分梳的遗迹，契合敦煌遗书所处时代对韵文、散文的分类精髓，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作者：钟书林，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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