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社会现场,方能解决“真问题”——何云峰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章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6-06-01浏览次数:599


        ■一些研究者为追求所谓新意、新体系、新概念,只要看到西方有什么新东西就开始大量“贩卖”;还有的研究者只管自说自话、随意表达,而不关心实际效果。这都是不端正的研究态度

        ■有些所谓新观点无非是一个新意见、新表达而已,既没有严密的逻辑支撑,也缺乏可能的事实基础。这种标新立异,并非科学的求真态度,也难以肩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

        ■比较恰当的方式是,在话语体系上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能够与世界对话,让更多人看得懂、听得懂。为此,必须处理好宣传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等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面对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着重推进四个转变。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从书斋走向社会现场。

        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可能有一种误解,即以为文科研究是拍拍脑袋、耍耍嘴皮子就可以出成果的事情。在一些人的传统观念里,甚至以为文科科研不要花多少钱。其实,这是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不够了解的表现。面对今天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需要深入社会现场,包括大量采用访谈座谈、社会观察、田野调查、实验研究、数据统计分析等方法和手段。只有深入第一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才能透过社会现象看本质,才能发现规律,进而找到更好的完善和改进社会的途径、方法。

        在真正的研究意义上,文科实质上比理工科要复杂许多。因为社会现象无法被放入实验室,也无法将事物发展的条件理想化后再去研究,而必须在社会现场中去观察、调查和研究。所以,许多时候文科研究反而比理工科更加费钱、费时。

        总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大力提倡研究者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实践、深入社会现场,从第一手资料中去探究社会变革的规律。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从肤浅地追求标新立异转向强调求真探索。

        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有一种误解,即以为文科研究就等于新观点、新创见,并倾向于把新观点等同于新思想。现实中也不难发现,的确有一些研究者为追求所谓新意、新体系、新概念,只要看到西方有什么新东西就开始大量“贩卖”;还有的研究者只管自说自话、随意表达,而不关心实际效果。这都是不端正的研究态度。

        一方面,求真探索性研究必须区别于纯粹个人观点的表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尤其要注重,将个人的意见表达同严谨的求真探索区分开来。其实,有些所谓新观点无非是一个新意见、新表达而已,既没有严密的逻辑支撑,也缺乏可能的事实基础。这种标新立异,并非科学的求真态度,也难以肩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

        另一方面,求真探索性研究必须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否则往往会停留于经验猜测性层面,无法在探索真理道路上走得更远。有时,我们甚至不难发现,某些问题几十年前被研究过,几十年后又被翻出来“原地踏步”。这就是因为相关研究者缺乏对已有研究的了解,实在是不应该。

        与此同时,求真性探索还特别强调尊重多样性,并在多样性中逐渐凝聚共识。这跟自然科学一样,真理必须要经得住实践检验。此外,求真性探索研究还需强调问题意识,要以真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为研究活动的聚焦点。与所有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是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不断求索。要通过求真探索,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改进研究方法,从思辨为主转向多样化方法并存。

        当前,在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以思辨为最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典型哲学式研究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局面。现实中,有的研究者甚至拒斥和贬低实证方法;有的研究者虽然愿意采纳实证方法,却缺乏科学严谨性,往往因研究程序和理论建构的随意性而遭受质疑,从而使研究结论难以被承认。对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尤其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理论性的研究方法可以采纳,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受到尊重。研究的问题决定研究的方法,而不是把个人的主观偏好当作研究方法的选择标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要真正深入社会现场,通常离不开多样化实证方法的采纳。用恰当的方法、严谨的程序、可靠的数据(事实)、自洽的逻辑和正确的科学态度,广泛深入社会现场开展调查研究、研究真问题,以此来真正捕捉繁杂社会现象背后的发展规律。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归纳和演绎是相辅相成的。研究者应该有自己擅长的研究方法,同时要有自如驾驭演绎和归纳的双重能力。事实上,很多大师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既有扎实的实证研究功底,同时又有超群的思辨和演绎能力。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亟需改进表达,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转向世界性开放话语体系。

        当前,学术界流行着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一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传统话语方式;另一种是高度西方化的话语方式。在某些领域,研究者甚至运用的主要是西方理论,研究范式、话语方式也几乎都是西化的。不过,另外一些领域的研究者则相对“老套”,话语体系甚至无法与国际对话。

        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两种话语方式可能都需要转变,既不能以完全西化的话语体系去研究中国社会,也不能以别人听不懂的话语体系自娱自乐。比较恰当的方式是,在话语体系上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能够与世界对话,让更多人看得懂、听得懂。为此,必须处理好宣传话语、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等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此外,要在国际哲学社会科学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推动学术话语的世界化。这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外一种语言的问题,而是话语方式的整体性转换。没有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的恰当转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恐怕很难走向开放的世界化话语体系中去。

        总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力争实现积极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大的作为,才能逐渐在世界舞台上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力,真正为讲好中国故事奠定扎实的学科和学术基础。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5月31日《解放日报》 10版 思想周刊/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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