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30日，上海市青浦区两所民办小学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与父母一起参加由上海科普APP、澎湃新闻和上海新闻广播合办的“乐享·乐趣——流动花朵科普家庭日”活动。 早报记者 贾茹 图
2015年10月11日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明确提出：“要特别关心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残疾儿童和贫困儿童，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以城乡儿童活动场所为载体，广泛开展适合困境儿童特点和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关爱帮扶。” 作为拥有990.1万外来人口的上海，外来务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必然会成为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工作重点。本文通过对上海市部分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其子女进行访谈和调研来呈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的现状，并针对其家庭教育存在的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
现状
近10年，上海外来务工人员“举家迁移”趋势明显，外来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346万（其中农民工320多万）猛增至2013年的982.81万，年平均增长约55万；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比例也逐年攀升，从2001年的28.6万人增至2012年的53.8万人，其中约40万人（74%）在公办学校就读，13万余人在157所政府购买服务的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免费就读（26%），小学一至四年级非本市户籍的学生数均已超过50%；而且外来务工人员中15-49岁流动育龄妇女在沪生育比例大幅提高，2011年其生育子女中有58.8%出生在上海。为此，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进程中绕不过的一个坎儿，与之密切相关的外来务工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也成为学校和政府的工作重点。
因此，为了准确了解外来务工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家庭教育现状，2016年上半年我们将调查地域选取为上海市奉贤区、杨浦区、浦东新区，相对而言，这几个区外来务工人员聚集较多。在这几个区域，分别选取了五所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较多的公办中小学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五所学校中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调研。
问卷调查是根据被调研学校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实际人数发放，同时也配发相应的家长问卷，五所学校的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发放总数相同，分别为1800份。其中，学生卷回收1584份，回收率为88%。家长卷回收1544份，回收率约为86%。学生卷的回收率略高于家长卷。学生问卷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基本信息、亲子关系、亲子活动等。家长问卷的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子女教育投入资本、教养期望、亲子关系、家庭内部关系、家庭外部支持、家庭主观感受等。访谈式调研的主要对象是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和学校教师，是对问卷中所涉及问题的进一步深入了解。
通过对回收问卷的分析和对访谈记录的梳理，我们发现，上海外来务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高度关注子女学业，但支持力度有限
每一对父母都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然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自身上学比较少、学历较低，且从老家把孩子带到上海上学，即刻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调研发现， 69.1%外来务工家长认同“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并且家长较注重孩子在幼儿园知识类内容的学习，如注重识字的家长占86.7%，注重算术的占83.5%。这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学校好好学习，掌握知识，期待子女将来在社会上拥有好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跳进龙门。
通过对家长问卷的分析发现，约93%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十分愿意提高自己教育孩子的水平，并且64%的外来务工人员对孩子的最低学业期待为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其中11%的外来务工人员希望自己孩子的最低学历为研究生。这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对其子女的教育期待值较高，对子女的学业问题高度关注。
而在有关家长的学历问题的答题中发现，上海外来务工人员，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其文化程度普遍为专科以下。其中父亲文化程度总体稍高于母亲文化程度。这说明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在对子女教育进行投资时，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答题显示，85%的家庭都有供孩子专门学习的书桌，但在辅导班资金投入方面，52%的家长对子女每月投入在500元以下，投入较少，与上海本地家长每月对子女花费的教育资金相比，差距较大。
在有关家长的教育方式问题的回答中，34.6%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采用说教批评的方式，仅有3.5%的外来务工人员采用榜样示范方式。这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正确的教育方式认识不够，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容易盲目采用较激烈的批评方式，而没有通过与子女进行很好的沟通来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虽然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对子女的学习高度关注，但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较低限制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他们无法为子女的学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家庭阅读资源匮乏，图书配备不当
学生不仅要学习课堂知识，还要补充相应的课外知识。阅读无疑是扩充课外知识的有效途径。而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家庭经济条件有限，为其子女支付的学习费用偏低，提供的课外学习资源不足，总体而言，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为子女提供的课外阅读资料数量很不乐观。
调查发现，将近一半的外来务工人员中每月仅为孩子购买100元以下的课外阅读书刊。在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访谈时发现，家庭购买的课外阅读资源多集中于学习材料。由于投入资金有限，购买书目质量不高，纸质粗糙，图画模糊不清、色彩单一，并不十分适合青少年学生的家庭阅读。由此看出，外来务工人员对足量的正确阅读会给子女带来什么积极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且对如何选择适合相应年龄段子女的阅读书目没有清晰的判断。
（三）亲子互动时间少，形式内容单一
良好温馨的亲子互动不仅有利于增进家长和子女的感情，更有利于子女身心的健康发展。
但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时间长、生存压力大，在双休日、节假日经常在家陪伴孩子的频次很少，而且家长和子女互动时间不足。问卷调查发现，64%外来务工人员每天仅仅有1-3小时能陪孩子，不管是陪着做作业，还是玩耍。调查还发现，仅有16%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表示，在节假日或是爸爸妈妈下班后，会陪伴自己玩耍。70%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表示，父母即使在家，也会有很多家务要做，并没有太多时间陪自己。因此，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回答“当碰到高兴或悲伤的事情时，最喜欢讲给谁听”这一问题时，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选择的是爸爸妈妈，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的是讲给自己的好朋友、老师听或是谁也不讲。在访谈中，当问到家长在家是否经常和孩子交流在校情况时，子女选得最多的是“有时交谈”，而家长则表示会“经常交谈”。而且家长即便和孩子有交谈，大部分家长表示交谈的内容主要是孩子的学习情况，对于孩子在校的人际关系、成长状况等不大重视。这说明外来务工人员与子女的互动内容主要集中于子女在校的学习情况，关注内容比较单一。
一般来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家长之间的互动时间较少、互动内容单一，家长也无法为子女学业提供较好的持续支持。长此以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容易在学校教育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四）家校沟通存在不足，家校合作遭遇困境
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强度较大，职业不稳定，很多人没有固定电话，其住址和手机号码经常更换，因此，学校的教师在主动联系他们交流其子女在校情况时，常会联系不上。有时即使联系上了，他们也会因为工作忙，加之生活困难，较为看重眼前经济利益，不会主动和教师进行及时沟通。
当被问到“爸爸妈妈会经常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或开放日活动吗？”只有不足一半的学生选择的是“每次都去”，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家长有时间才会去”。在访谈中，教师普遍反映，外省市学生家长和老师的联系比上海学生家长要少得多。
另外，因为房价问题，一般来说，上海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地的变动几率比较大，会有跨区的流动。但对这类学生而言，区与区之间的转学较难。杨浦区某小学有一位四年级的学生，父母工作地点换到崇明，并在那买了房子，全家都搬过去，但转学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孩子每天要坐船过来上学，单趟路程就要花上3个多小时。这种状况对家校合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因此总体来说，外来务工人员相比上海本地居民来说，在家校合作方面做得不够。家校之间缺乏配合，使得在孩子管理上出现了许多漏洞。例如，有些孩子放学后，常常往返于游戏室、网吧等场所，很晚才回家。而由于家庭和学校之间缺乏联系，有些家长误认为是老师把孩子留在学校辅导作业。家校协同出现缝隙，不够默契，时常出现孩子两头都没有人管的状况，这往往会导致孩子某些不良行为产生和发展。
困境剖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以青壮年为主的外来务工人员大批流向城市，而且由过去的个体流动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举家搬迁。而伴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举家搬迁也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教育问题，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是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将运用尤·布朗芬布伦纳的发展生态学理论框架来深刻剖析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教育存在的困境。
尤·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生态心理学家。他在1979年出版了《人类发展生态学》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在此书中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环境对于个体的行为、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涉及到几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如家庭、学校、社会等。在布朗芬布伦纳看来，人的成长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能动地与各个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他认为家庭、学校、社会以及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相互作用，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中个体得以成长和发展。
（一）微观系统中的安全依恋关系缺失
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中的微观系统是指个体亲身接触和参加其中并产生体验的、与之有着直接而紧密联系的环境。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们子女成长的家庭这个微观系统，却有着它的独特性：
1.跨越式发展催生留守儿童群体。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他们的子女成了留守儿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在上小学之前的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和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从出生到6岁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其中孩子与父母依恋关系形成的关键期是6个月到18个月。根据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依恋理论可知：依恋是个体对某一特定个体长久持续的情感联系，是对此人的一种追随、依附和亲密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建立安全依恋关系。
55万人
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346万（其中农民工320多万）猛增至2013年的982.81万，年平均增长约55万人。
13万人
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比例也逐年攀升，从2001年的28.6万人增至2012年的53.8万人，其中约40万人（74%）在公办学校就读，13万余人在157所政府购买服务的以招收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免费就读（26%），小学一至四年级非本市户籍的学生数均已超过50%。
58.8%
外来务工人员中15-49岁流动育龄妇女在沪生育比例大幅提高，2011年其生育子女中有58.8%出生在上海。
3.5%
在有关家长的教育方式问题的回答中，34.6%的外来务工人员表示采用说教批评的方式，仅有3.5%的外来务工人员采用榜样示范方式。
52%
在辅导班资金投入方面，52%的家长对子女每月投入在500元以下，投入较少，与上海本地家长每月对子女花费的教育资金相比，差距较大。
不仅可以促进孩子认知、语言的发展，还有助于孩子健全性格的形成，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奠定基础。而在孩子与父母之间形成依附、亲密关系的关键期，孩子却是由父母之外的亲人抚养，如爷爷奶奶抚养长大，没有与其父母形成安全、亲密的依恋关系，这就为日后家庭教育问题埋下了隐患。
2.儿童依恋关系呈断续状态。在子女上小学的时候，外来务工人员将其从与之形成安全依恋关系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身边带到自己身边，相对子女来说，他们和爷爷奶奶之间建立的依恋关系突然中断，而与父母之间已错过形成依恋关系的时期，因此，对子女来说，他们生活在安全依恋关系缺失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需逐渐地适应与父母的生活，学会处理和父母相处的问题。
此外，父亲在家庭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男性的社会功能行使得较完整或完美，但是在家庭中，尤其在外来务工者家庭中父亲的功能往往是缺失的，他们忽略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位置和身份。中国传统观念的“男主外，女主内”之说在这类家庭中盛行，父亲只要把钱赚到，家里就摆平了，教子的责任和作用常年淡化。从家庭角色来说，父母不仅承担孩子的“养”，还需负责“育”。物质上的“养”只是第一步，“育”是第二步，也是形成和健全人格发展的关键。而“育”主要由两部分起作用——学校和家庭。学校主要“育”知识和文化，家庭主要“育”性格和人格。知识改变命运，性格则决定命运。学校重在“育”做事，家庭重在“育”做人。如果仅靠母亲的“育”，没有父亲的参与和互动，孩子在人格养成中会缺失毅力、意志力、抗挫力、判断力、果断、勇敢、拼搏等特质。
3. 融入都市主流文化节奏缓慢。作为融入新城市的外来务工子女，他们还要不断地适应新城市的学习和生活。而由于在依恋形成的关键期，外来务工子女没有和爸爸妈妈建立起安全的依恋关系，所以从心理上来说，并不像从小跟着爸爸妈妈的孩子与父母亲密无间。因此，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面临着融入新环境时产生的学习问题，不会主动与其父母交流，从而性格上会变得腼腆、内向。而性格的内向使得他们在学校与同学、老师的相处中容易回避，不利于其人际交往能力的正常发展。当这类学生既要处理与父母的相处问题，又要面临在校的学习问题时，其心理负担会日益加重，久而久之，人格塑造和心智发展会遇到障碍。
（二）中观系统中的家校合作难以实施
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的中观系统是指个体所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家庭与学校、家庭与邻居以及家庭与社区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些相互的关系中，家校合作对孩子的成长发展尤为重要。乔伊斯·爱泼斯坦曾经指出家长与教师双向的积极沟通与互动交流，使得孩子具有更高的创造性和独立性，学习成绩也会明显地提高。从这里，可以看到家校合作对于孩子成长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和其子女所在学校的家校合作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
现代教育要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进行良好的合作，尤其在上海，要教育好孩子，单纯依靠学校教育来使学生成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却没有意识到家校合作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外来务工人员多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很少有闲暇时间参与到家校的这种合作交流中。其次，外来务工人员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教育观念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对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原有的层面上，即只要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就是孩子的“保险箱”，要全面负责孩子的成长。他们没有认识到现代教育，尤其是在上海的教育模式中，对家校合作有着较高的期待和较严的要求。最后，由于家长本身的文化程度和个人素养不高，有时候很难融入到家校合作的项目中，如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参与学校文化建设工作等。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和其子女在上海的健康发展。
（三）外层系统中缺乏相应的支持
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系统的外层系统是指儿童成长环境中那些正式和和非正式的组织要素，是儿童即时性的环境。正式组织，例如父母的工作室、宗教机构和社团的健康福利服务等。非正式的组织，例如，父母的社会网络——提供建议、友谊和经济帮助的朋友和家庭成员。这些系统既给儿童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支持，又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儿童的发展。若外层系统衰弱则会对儿童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亲朋好友较少，提供支持不足。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来说，由原来的居住地迁入新的城市，远离了原先居住地的祖辈以及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不仅在心理层面缺少了内在支持，如与亲朋好友和长辈之间无法及时交流心情，舒缓压力；在生活方面也缺少了一些外在支持。例如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间长，子女上学时间短，因此在子女放学回到家里后，他们并没有得到其他长辈的照顾，同时也缺少了一种监督；在经济方面，外来务工家庭也无法获得来自家人的经济照顾……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
其次，经济压力大，情绪紧张焦虑。有研究表明：父母的情绪紊乱会对孩子的成长有消极影响。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来说，由于其父母大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且工作的稳定性较差，经济压力相对上海本地人来说较大，所以他们情绪起伏较大，比较容易紧张焦虑。而父母的情绪会间接地传递给孩子，进而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影响。由于压力大，时常出现情绪紧张的状况，这也必然给其子女一定的压迫感和焦虑感，不利于孩子心理的健康发展。
最后，生活地区不同，文化存在差异。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是否能够较快地顺利融入到上海的文化环境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家庭教育。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原来生活的地区与上海不同，因此，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是否能够尽快地听懂、学会上海话，以期更方便地与上海人交流，能否适应上海的饮食习惯或者是否了解上海当地的风俗民情等，这些因素都决定着这些家庭是否能真正融入到所生活的社区环境中。社区中开展的各类活动也会对其家庭教育产生一定的影响。
应对策略
虽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家庭教育的内在本质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父母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是影响家庭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质量的提升不仅需要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学校、政府等社会力量的支持。因此，本研究报告将从学校和政府两方面进行思考，如何为外来务工人员开展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从而为外来务工子女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一）学校需加强家校合作与互动交流
学校一方面可以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创造适合他们学习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来更新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观念，以期更好地实现家校合作，形成教育合力。
1.举办家校合作活动，更新外来务工人员教育观念
作为对孩子实施教育的学校，本着对孩子成长负责的态度，需举办多种家校合作活动，以更新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观念，使学校和家庭形成教育合力，以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成长。而外来务工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较之上海学生家长家庭教育方面，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家庭经济能力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学校不能对所有的家长采取相同的家校合作模式，应重点考虑针对特殊群体采用的家校合作的有效性。
例如，学校通过专家讲座、现场咨询方式，丰富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多给外来务工人员一些实用、有效的指导，而不是理论性的讲解，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了解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氛围营造、家校合作等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加强学校与外来务工家庭的联系与沟通，及时了解和应对学生的成长问题。如学校可以定期安排教师对这类家庭进行深入家访，了解具体情况，针对不同的家庭情况，运用适宜的方法，及时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此外，在学校举办运动会、歌唱比赛等活动时，可邀请家长来共同参与，在增进家长与孩子感情的同时又使得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
2.关爱学生，提升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自信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鲍威认为：缺乏自信，是失败的最大原因。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从原来生活成长的地方到一个全新的大都市时，周围很多事物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而且由于学习基础薄弱、学习习惯不良，再加上教材内容和讲授进度不同等原因，这些学生往往会比较内向、害羞、缺乏信心。
因此，作为教师，要一视同仁，在日常教学中，摘下“有色眼镜”，用真诚的心与他们交流，努力建立一种平等相爱的师生关系。同时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表达中提升自信。例如，可以在适当场合让他们讲讲原来生活地区的风土民情、饮食文化、学习情况等，或者让他们登台唱歌、朗诵、展示自己的特长。重要的是，在表演之后教师要及时表扬、鼓励、认可，让这些性格内向的学生在活动中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提升自信心。
3.关注学生学习差异，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融入学校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大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走向较发达地区，各地的教育内容和水平又不相同，因此，到新学校就读的这些孩子的知识可能出现断层现象。
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更好更快地跟上上海的教育水平，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可以在课后对这些孩子进行统一辅导，并详细了解这些孩子的原有知识水平、学习方式和薄弱科目，使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吸收理解现在的课程，提高薄弱科目的学习水平，以达到逐步跟上上海学习进度的目标。在对随迁子女进行课程辅导的同时，向他们讲解上海的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等常识，以便他们能在新的城市尽快产生身份认同感，以有利于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除此之外，也可帮他们在老生和新生之间结成对子，形成一帮一的日常互助模式。
（二）政府搭建多向平台，提供外在支持
政府承担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职能，外来务工人员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对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1.创建社区家长学校，提升家长素养
社区是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场所，在社区中创建家长学校，将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结合一起，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或为外来务工人员教养孩子提供便利，这是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的有效途径。
例如，利用晚上，外来务工人员的下班时间，在社区的家长学校中定期开展从怀孕到幼儿6岁之前有关育儿、幼儿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培训，向外来务工人员讲授安全亲密的亲子关系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性，鼓励他们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将孩子带在身边抚养，为孩子营造健康的心理和身体成长环境。另外，在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将子女带在身边的基础上，社区可以设立固定的幼儿看护点，招募社区退休人员或志愿者在看护点对幼儿进行看护，方便他们的生活。同时社区的部分工作岗位可以提供给做母亲的外来务工者，允许她们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将孩子带在身边进行照顾，如社区卫生保洁人员或社区门卫等，尽量为带有幼儿的这类母亲提供照顾幼儿的便利条件。
2.发放图书资源，推广育儿经验
在创建社区家长学校基础上，社区可以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发放图书，鼓励其自学来改善家庭生活。
发放的图书既可以是他们子女上学的课外读物，又可以是针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家庭教育的书籍。通过捐献图书的活动，引导外来务工人员营造学习型的家庭氛围；另外，政府还可以专门面向外来务工人员，设计和组织各种适合他们学习、主题鲜明、形式新颖且实用有效的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深入地向外来务工人员传授家长教育行为规范，推广家庭教育成功经验，大力宣传成功家长特别是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典型，让成功家长畅谈教子有方的感受和经验，引导和帮助更多外来务工人员树立与社会相适应的教育观、人才观和价值观，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使先进教育思想和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走进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促进他们更幸福地生活在上海这座大城市。
3.组织社会志愿者，提供具体帮助
政府可以与社会相结合，充分挖掘、整合社会资源，组织以教育工作者、机关干部、退休老同志和在校大学生为骨干的家庭教育志愿者队伍，深入外来务工者家庭，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及时、便捷的家庭教育服务，例如，在外来务工子女放学后的时间段，志愿者辅导这些孩子的家庭作业，还可以陪伴他们进行娱乐活动，和孩子们建立深厚的友谊，帮助他们更好地安排课余生活。针对条件困难、迫切期盼得到帮助的外来务工家庭，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工作，定期与外来务工人员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时干预，寻找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上上下下的共同关心，要努力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当三种教育资源有效整合时，必定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大幅改善这类家庭的育儿环境，真正有效促进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健康成长，同时促进他们家庭的良性发展。■
（陆建非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许苏为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文章为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的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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