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 黄轶:这一地鸡毛,打破了写实主义“生活流”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1-09-30浏览次数:70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海报

黄轶

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以下简称《在他乡》)是近年来难得的优秀都市写真剧。真实、接地气,是其获得好评的重要因素。故事以一群大学毕业后居留北京工作的青年为叙述对象、以剧中人物胡晶晶的自杀为联结,围绕乔夕辰、纪南嘉、许言三个漂在北京的东北女孩展开话题,呈现出城市化的移民时代都市异乡人原生态的生存情状:每天长途奔波挤地铁、打卡,没完没了的加班和失业风险,职场的排挤和女性生育的困境,租房的糟心,防不胜防的网络诈骗……鸡零狗碎的事儿连篇累牍,就如“一地鸡毛”。与这些相伴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充满活力的喧闹街区、写字楼里激发才智的创意和闺蜜们抱团取暖的人性温馨,正如乔夕辰所说:“我喜欢北京,因为它够大够包容,如果你才华横溢,你可以功成名就;如果你很平凡但是你又努力,也能小富即安;如果你什么也没有,你就努力踏实肯干,也能有立足之地。”正是这些看似泥沙俱下的“不确定性”,使得城市新移民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在他乡追寻自己的梦想。

《在他乡》的接地气,也因为剧情里流淌着每个都市游子“感同身受的痛”。在社会嬗递的“变量”中,坚守与离去、同行与委弃、决绝与留恋,构成了他们每日都在经历着的“断舍离”,这是社会之“常量”,而每一次抉择都是由他们的“底气”——例如学历、收入、家庭状况、对人生的姿态和把控力,例如人品、人设、价值观等共同参与完成的。《在他乡》把生活里有点狗血的“常”与“变”抛到我们面前,真诚而坦率。可以说,都市异乡人或多或少都能在这部剧中“发现”自己,剧中人物的身上有着我们过往的影子和现在的故事,我们借由他们重新感知和召唤自己前行的那束光。

《在他乡》整体格调的明朗,在经历着疫情的今天很有意义。或许,它的故事不乏灰暗,但其色调不是迷茫的,其风格不是伤感的,它不丧不颓不佛,也不鸡血不矫情,每个人物都闪烁着平凡而可敬的光芒。这不仅得益于编剧对主题的把控,也源自演员对人物诠释的到位。

金婧饰演的胡晶晶是一个拥有“小太阳”般性格的姑娘,她在人前雀跃欢笑,人后默默消解自己的重重压力,治愈系的她就像个“树洞”,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悲喜与她分享,却恰恰忽略了她也有她的负重。故事的开端就是被抑郁症折磨的胡晶晶在生日当天自杀,而姐妹团对其死因的不断追索、每个人对胡晶晶内心的渐次悟解和自我反省,以闪回的方式贯穿全剧,直到剧终大家在长城上一一向胡晶晶告白,预示着她的逝去其实重塑了剧中的每个人。胡晶晶的故事就像一部纪录片,朴素而深刻地连接了现实与过往、他者与自我,使叙述充满张力又富有逻辑,在悲剧中氤氲着暖色。

该剧刻画的职场有残酷的拼杀和无情的踩压,但我们从中看到的更多是向上的追求、成长的历练和互助的善意,是每个人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获得更深的身份认同。剧中乔夕辰与简亦繁的相识、相知与决定携手未来,虽然有着异地恋的一些风险,但他们理性且执着,懂得自己内心的需求,都市光怪陆离的现实没有阻挡他们对生活的判断,也没有削弱他们对未来的期许。纪南嘉和欧阳这一对人物的塑造,体现出导演和演员对角色出色的诠释力。这是两个可以说完全不搭调的人物:36岁的纪南嘉在事业上独擅胜场,她身上有着东北女性特有的豪爽、刚毅和内在的真诚与宽容,在经历了失恋、催婚、相亲等打击后,危机感和防备心都比较重,不愿随便嫁为人妇;欧阳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嘻嘻哈哈、随遇而安的活宝似的大男生,他本来可以跟着父母定居美国,但从14岁回北京探亲起就爱上了这座城市。这条胡同的一个水果摊点、那个街坊的一碗牛肉面,他都能从中发掘如鱼得水的快活劲儿。他活得不争不躁,体现出十足的北京市民气质,同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优裕的经济条件让他对情感和婚姻有着自己的深刻认识。如果说让纪南嘉敞开心扉需要一种打开方式,那就是“欧阳”,欧阳庄谐有度的个性征服了纪南嘉,他们的相遇碰溅出美丽的爱情火花,暖化了我们,从他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生命绽放的多种可能性。

编织这样一个女性群像式的都市剧,很容易落入窠臼,《在他乡》的编导在结构方式上可谓别具匠心。剧情虽然是“一地鸡毛”似的日常写实,但它打破了写实主义文学纯然的“生活流”般的叙述体式,其结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例如每集片长70分钟,这种容量能够让导演打破常规电视剧的线性直叙,更多运用插叙、倒叙、多线叙事、非线性剪辑、蒙太奇等相对多样的电影化手法;该剧在连续剧中加入了单元剧的元素,使故事在主线分明的情况下兼顾到一些相对独立的重点议题,如第七集的小标题是“断舍离”——无论是乔夕辰与过去的感情断舍离,还是纪南嘉对新感情到来的飘移不定断舍离,当每个个体学会同过去断舍离,才能迎接每一个更切近真实的当下和未来;该剧在叙事视角上主观与客观互渗,每一集的结尾都是一段旁白,对该集的重点议题进行阐释,也起到了为全剧提纲挈领的作用;该剧的叙事立场立足真实,打破了二元对立模式,例如,对公司市场部主管卢以宁,生产后匆匆返回岗位、试图用卑劣手段挤走占据其岗位的简亦繁,编导也没有彻底将其“黑化”,而是留给了观众许多思考的空间:卢以宁直到生产时每天都挺着大肚子在公司工作,羊水破了被救护车接走的那一刻还在叮嘱部下工作的事,而公司老总等她去了医院立即“空降”一名男主管顶替她……这就是职场内卷的残酷真相,也是这个社会应该反省的现实。

剧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鸟的意象,尤其是片头动漫中穿越丛林飞向都市的群鸟、那伤痕累累坠亡的白鸟、那站在屋檐观望市井并最终筑下小巢的燕子,似乎就是这些流寓大都市的年轻人的形象写照——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北京和故乡之间飞来飞去,一头连缀着割不断的亲情乡谊,一头连缀着自己的梦想和爱情。这些沉甸甸的话题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直面的窘境,《在他乡》的编导以朴素而直接的方式揭开了它的面纱,有着“以四两拨千斤”的从容。

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一样,像纪南嘉、乔夕辰这样漂在大都市、有学历有事业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他们既是突入都市的“异质”——都市将是他们这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异乡”,故乡也将不能再安放他们被城市文明招安的灵魂;也是这个时代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就是城镇化最了不起的“因果”,城市离开了他们将失去新鲜的活力,呈现这个介入、冲突、挣扎的精神历程是当下文艺作品理所应当的“宏大叙事”,《在他乡》恰恰用“小叙事”的手法负载起了批判和审美的双重力量。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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