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江南文化作为共同的纽带，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结合紧密的区域共同体可以说是由来已久，该地区城市群在受商业文明的濡染、熏陶上，在对商业文明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和追求上，也是源远流长。种种研究表明，同质文化往往比异质文化更能促进区域共同体形成共同信念和认知，更利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沟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如何借力于这种得天独厚的江南文化认同，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早在2006年，城市群建设就已作为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本内容和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首次进入“十一五”规划；2016年，“十三五”规划更加具体而明确地提出打造19个具有不同空间尺度与异质性特征的城市群，进而形成“两横三纵”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空间主骨架。在我国主要的城市群之中，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一直与珠三角城市群不相伯仲。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行政功能比较明确、经济功能比较互补，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比较健全之外，关键还在于其社会文化的互相吸引，具有“江南文化”这一共同的历史沉淀和精神纽带。
比较一下长三角城市群与古代“江南”的关系即可明白这一点。
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城市群共同的精神纽带
作为一个经济地理学名词，当下人们所说的“长江三角洲”其实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概念。近代以前，这个概念所指代的地区往往统称作“江南”。而且，与“长江三角洲”侧重经济维度的意味有别，“江南”具有更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更深厚的历史积淀。
关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规划有过几次大的变化，其具体表现就是从1992—2008年以江浙沪16城市为主体形态到2008年长三角地区2省1市25城市版，再到2016年，才最终定位为包括了上海、江苏、安徽、浙江3省1市26个城市在内的长三角城市群。这一变化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从侧重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小“江南”扩展到文化意义上的中“江南”这么一种体现。
按照学界的共识，狭义的 “江南”区域概念 （小 “江南”），侧重自然地理及其经济上的“一体化”，主要以今天的苏南、浙北为中心，指的是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的太仓州。位置皆处太湖流域。然而，在历史上，南宋之后的“江南”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成为一个宽泛的文化命名：凡与狭义的“江南”区域相接相邻并受其文化濡染与同化的地区，皆可归属于“江南”。所以，人们也常常把安徽东南部、江西东北部等视为“江南”的组成部分。清代初期所设置的江南省，辖区就相当于今天的沪、苏、皖三省，后来的两江总督，管理的范围就包括上江（辖安徽和江苏的部分地区）、下江（辖今天的江苏大部分和上海）和江西。从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看，因为在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道德、审美等方面有更多的相同点，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共同文化特质，当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属于江南文化区域。这个地区的城市之间不仅自古以来经济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很强，具有共同的江南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11-12世纪的江南地区已经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
在古代历史与文学中，无论概念的外延有过怎样的变化，“江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与物质生活和经济上的“富贵”、“繁华”密不可分。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江南地区早在唐代便开始繁盛富庶，以后一直都是全国的赋税重地，所谓“天下富庶莫过江浙”、“苏常熟，天下足”之说皆为实情。至明清两朝，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更是遥遥领先于全国。
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李伯重的研究，江南经济的日益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明显提高始自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江南已经拥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某些重要的特征(例如相对自由的市场、普遍的手工业、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出现了某种形式的近代经济成长。李伯重认为，“江南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就已是一个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区域了”。而且，由于江南在大一统的明清帝国以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中占有最佳位置，因而从巨大的国内外市场中获得了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极大好处。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经济地位及性质，葛金芳等历史学者将江南地区界定为一种特殊的农商社会，认为11-12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已经迈入农商社会的门槛，而与此前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上的汉唐社会和同时期的华北地区相区别。在笔者看来，这一区别对于人们理解江南文化的特殊性至为关键。
“事功”思想与务实精神体现中华文化实用理性
在农商经济基础上生长的江南文化必然具有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的文化既同根同源又相异相别。一方面，作为大一统农业帝国的一部分，江南地区当然会受到适应于农业自然经济的儒家宗法伦理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就是望族士子大都具有 “忠君”之志，而“忠臣孝子”之家则可谓比比皆有。在中国农耕社会流行数千年的“忠孝节义”伦理思想，同样也是江南士民的主流意识。而且，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重血缘、重家族这一特色的，还有江南地区“世家”“望族”的兴盛现象中所洋溢的强烈而自觉的家族意识。至于江南地区精英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道统，积极投身科举考试以实现理想，这一方面涌现出的人才之多，成就之突出，同样能够说明江南文化仍属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一脉。深而言之，今之学者一再强调的江南文化的“事功”思想与务实精神，明清两代江南学者对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也“是李泽厚所说的中华文化实用理性的体现”。
然而，在另一方面，一是因为长期处于远离帝国政治中心的边缘，二来是因为江南地区自宋代以后人口就已高度密集，由此造成的耕地不足，除了逼迫江南人民逐渐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和勤劳敬业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之外，巨大的生存压力也迫使大批劳动力转向生产经济作物和从事以丝织和棉纺为主的手工业、商业及其他服务业。当然，更为关键的原因是，进入明清以后，“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东南沿海地区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逐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就是江南地区不再是单一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而是兼具商业社会特质的“农商社会”，其最大特征是商品经济成分的快速成长。从文化的角度看，商业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商业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重要的文化新质的产生。这种新质的增长最终导致江南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文化的“和而不同”。
江南社会宋代以后表现出更多“都市化文明”特征
有商业的地方就平等、互利和竞争等。因为商业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分工和交换，而自由、平等和互利则是任何正常的商业活动得以持续进行的自然法和道德底线。在商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竞争、创新、风险和契约等基本的商业伦理准则也会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规范。事实上，这种文明早已在江南地区萌芽、生长。
江南地区商业社会特质的增长，还体现在其商品化、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方面。明清时期，出于经济动因的非传统型市镇在江南广大农村大量涌现。相比于传统府、县，明显地属于消费型经济，这些市镇均为生产型市镇。由于城镇数量的增加，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苏州为中心的城镇网络。这个网络的群体效应大大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域市场的形成，使得江南城乡一起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漩涡，乡村城市化的程度也因此加深。正如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所指出的：“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这就是说，与此前的汉唐社会和同时代的华北农业社会截然不同，江南社会宋代以后便已表现出了更多“都市化文明”的特征。这当然是一种异质于乡土文化的城市文明。
因为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商业活动所带来的更富裕、更有活力的社会，也会强有力地动摇传统社会的根基，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等方面一系列的变化。早在南宋时期，江南地区就出现了首创“经世致用”学说、主张“农商并重”、藏富于民、“义利双行”的浙东事功学派；至清初，以“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更是提出“工商皆本”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在公私观、经济观、富民观、义利观等多个方面表现出与传统儒家观念迥然不同的论点；而生于苏州府的顾炎武也提出“利国富民”、以“众治”取代“独治”等主张……这些具有近代启蒙思想性质的学说在江南地区的集中出现，不能不说是该地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受以商业价值观为核心的商业文明的影响，江南地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过一个强盛的地方割据王国以非暴力的方式与中央政权的和平统一，这就是发生在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及其子孙奉行“保境安民”、“臣事中原”的国策，最终“纳土归宋”的著名典故。此一古例，足以证明江南文化已经表现出基于商业文明的政治伦理的优越性。
在主导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儒家思想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往往被归结为人伦道德关系，“重义轻利”、“重农抑商”也因此长期成为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层面的主导观念。商人阶层在士、农、工、商的排序中也是地位最低的。但是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却发生了改变。正如江南民歌所表达的：“手艺人其实有些妙，幼而学壮而行手段精高，白手能赚钱和钞。不用爷娘本，安分过一生，无忧无虑，无忧无虑，谁不道你好。”“做生涯委实真堪羡，走燕齐经楚粤，天南地北都游遍。江湖随浪荡，万贯在腰缠，四海为家，四海为家，到处堪消遣。”很显然，民歌里对商人及其追求财富的行为完全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说明江南地区流行的价值观已经与传统明显不同。
以文化软实力提升长三角一体化的速度与质量
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商业文明的出现，是商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转型的一个开始。19世纪中期以后，江南地区从农商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彻底转型，特别是上海的崛起，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的城镇迅速加入世界市场体系，江南文化轴心也因此迁移至上海，很快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江南其他主要城市为重要支撑点的文化，即“海派文化”。虽然“海派文化”的组成部分十分复杂，但其根在江南，其性质属典型的现代商业文明、城市文明则是毫无疑义的。
对于江南文化的属性与特征，学界有过各种各样的归纳，例如重文重教的文化理念，合理的个人主义以及在文化价值上的宽容态度、务实精神；积极学习新事物的开放心态；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等等，但其实质却在商业文明。近代以来，上海在成功转型为中国最具商业文明特质的现代都市的同时，也成为江南文化新的核心。正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真正以自由经济为本位的现代国际化大都市。“这里所说的自由经济，又不是简单地指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而是指具备完整的近代工业、贸易、金融和服务体系，而这种意义上的城市中国从来不曾有过。”
如上所述，因为有江南文化作为共同的纽带，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结合紧密的区域共同体可以说是由来已久，虽然区域内文化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该地区城市群在受商业文明的濡染、熏陶上，在对商业文明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和追求上，却是源远流长。种种研究表明，同质文化往往比异质文化更能促进区域共同体形成共同信念和认知，更利于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与沟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如何借力于这种得天独厚的江南文化认同，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实在是大有文章可做。具有成熟的现代商业文明的上海，在文化上更应该起到龙头作用，在与长三角城市群内成员的密切合作与互动中，以现代商业文明的价值与规则，一起提升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速度与质量。以江南文化为基础，以海派文化为引导，无疑是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的可靠路径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