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中国产生了他,真是一个光荣!”这位北宋“改革家”今天迎来千年诞辰纪念日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1-12-18浏览次数:217

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今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12月18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周围人可能都预料不到,这名婴儿日后会在北宋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并名垂史册。

「立论极严,如其为人」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因被封为荆国公,故时人呼为王荆公;又因谥号为“文”,世人又称其为王文公。

《宋史》评价,王安石生性不好华丽服饰和美酒佳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他性格倔强,“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就连他的政治对手司马光也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评说:“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这种性子,使他做事果断、勇于担当,也让他在地方治理、熙宁变法中敢于冲破传统观念,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

因其执拗的个性,王安石的诗文也与众不同。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评论,王安石之文,“最为峻削,而短作尤悍厉绝伦,且立论极严,如其为人”。钱锺书《谈艺录》则表示,王安石“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袭,或翻案”。

「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

庆历七年,王安石以大理评事出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知县。这是他第一次主政一方。

到任后,王安石“以身得察于左右,事可施设,不敢因循苟简”,力推东钱湖治理。修复后的东钱湖再现“万金湖”本色,能灌溉良田五十万亩,使当地百姓“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同时,王安石积极整顿田赋,增加官府财政收入;在青黄不接时,将县库存粮低息放贷给百姓,待秋收后加息归还;还改差役为雇役,要求各家各户联保,维护社会治安。这些举措大多成为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推出改革措施的蓝本。

兴学校,是王安石主政鄞县时的一大政绩。庆历八年,王安石将当地孔庙改为县学,邀请“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杜醇前来执教。为体现诚意,他还撰写《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指出“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对培养合格政治人才的重要作用。

然而,杜醇援引孟子名句“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而力辞不就。王安石并未气馁,再次致信曰:“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请杜醇只做合乎道义的事,而不用担心名誉损失。最终,杜醇为王安石的真诚所打动,同意前来执教县学。

「敢于创造继承、创新发展」

嘉祐三年,王安石写就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封上书虽未得到宋仁宗认可,却引起了时为皇子的赵顼的注意。

《宋史》记载,赵顼喜欢读书,“不为燕嬉亵慢,服御俭素如儒者”,且“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有进取心的皇子迫切想要改变宋廷之困,却无奈于群臣的保守;当他注意到满腹经纶、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后,感觉终于找到了一位治世能臣,可以辅佐自己谋求变法。

治平四年,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也就是这一年,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据《石林燕语》记载,宋神宗继位不久,就问“安石今在甚处”,随即诏令王安石赴京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拉开熙宁变法帷幕。两年后,王安石上书《乞改科条制札子》,意味着熙宁兴学鸣锣登场。熙宁兴学的主要内容概括而言:一是改革学校制度,创立太学“三舍法”;二是改革科举制度,罢废明经诸科,增加进士取人额,省去诗赋、帖经、墨义,专尚经义;三是编订《三经新义》,统一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内容;四是整顿地方学校,发展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科学校。

王安石期待通过施行以上举措,能够培养出“经世务”的优秀人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与群臣激辩,甚至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可以说,熙宁兴学是一次古代教育思想理论与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典型。王安石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结合变法需要,践行了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人才理论,具有前瞻意义、进步意义。这场兴学运动对官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中,列宁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敢于转型改造、创造继承、创新发展的通变思想,在当下仍有重要借鉴价值。他坚持革新的勇气,更是令人钦佩。一如郭沫若《历史人物》一书所言:“中国产生了一个王安石,真是一个光荣。”

(作者赵龙为上海师范大学副研究馆员、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联盟〈文科〉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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