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 | 张志丹:新时代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阐释与建构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2-09-26浏览次数:355

作 者:

张志丹

 

作者简介:

张志丹(1974-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234)。

 

原发信息:

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22年第20223期 第45-54页

 

内容提要:

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指坚定党和人民对党的领导的优势、成就、制度及其未来前景的认可与确信。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了我们党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政党。面对相互激荡、深刻互动的“两个大局”的同时遭遇“四大考验”“四种风险”,我们需要在深刻阐释新时代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内涵和重要价值的基础上,聚焦理论铸魂、实践创新和地位巩固三大主要支点来提升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从而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

 

关 键 词:

新时代/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中国共产党

 

期刊名称: 《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22年09期

 

   回首过去,中国共产党用100年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展望未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如习近平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说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①2021年,他在福建考察时进一步强调,“要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②。在世界上4000多个政党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铸就了中国人民对党的领导的自信。进入新时代,面对“两个大局”,特别是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效能优势突出,国内外各个层面多有盛赞之辞,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得到了历史性的增强。面对国内外问题、挑战和干扰,深入阐发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一、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内涵及多维阐释

   研究“新时代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问题,首要的前提是需要搞清楚“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内涵和定位问题。质言之,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指坚定党和人民对党的领导的优势、成就、制度及其未来前景的认可与确信,涵盖对党的领导的理论、价值、历史、成就、实践和信仰的自信,是由“四个自信”所支撑起来的认同和确信,可以从主体、理论、历史、实践和信仰逻辑等多个层面加以诠释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③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源于党领导下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就、开创的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之成功,绝非源于纯粹的主体精神的“自我决定”。这一自信是在对党的领导取得的客观成就基础之上生成的主观确信,是以客观为基础的主客观统一,因而,对其理解必须反对偏执于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的一端,否则会造成子虚乌有、凭空捏造的“轻信”,抑或妄自尊大、自吹自擂的“自大”。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亦复如此。从历时性看,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本色,发端于党领导人民革命成功的开天辟地伟大实践,形成于党领导人民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强化于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走上民族复兴强国之路的伟大实践。从共时性看,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成就的“民族维度”,也离不开她在解决全球问题和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影响力方面的“世界维度”,是自我与他者辩证互动、有机融通的结果。

   那么,研究新时代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主要关涉几个维度?笔者认为,全面理解“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内涵问题,至少需要阐明主体、理论、历史、实践、信仰等维度。其中,主体维度是指应明确自信的主体,回应“谁的自信”的身份归属,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前提;理论维度是指应明确自信的理论支撑,回应“源何而自信”的理论基石,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思想基础;历史维度是指应明确自信的历史根据,回应“从何而自信”的历史追问,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历史基础;实践维度是指应明确自信的实践指向,回应“如何而自信”的实践质疑,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现实根据;信仰维度是指应明确自信的信仰支撑,回应“为何而自信”的信仰依循,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价值支撑。

   第一,主体维度。明确自信的主体,回应“谁的自信”的身份归属问题。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问题是,究竟是谁的自信?是所有人自信,还是人民(除了敌人)的自信?实际上,这里的自信主体是人民,不只是党组织。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和权利主体地位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④党是由人民群众当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组织,这里的“自信”关涉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自信。进言之,一方面,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主体是党组织(含党员),首先体现为党组织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因为实践证明,百年来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始终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党作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定盘星”;另一方面,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主体是人民,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离不开人民群众,即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事业、开展的工作、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认同。如果没有了党组织主体,自信就失去了关键;如果没有人民群众,自信就失去了依靠和基石。由于党根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所以党的领导是否成功,最终要靠人民来支持或评判,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归根到底看全体人民的态度。广大人民群众和党组织自身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有机统一,是双向互动、协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理论维度。明确自信的理论支撑,回应“源何而自信”的理论基石问题。坚持党的领导需要扎实的思想支撑,需要科学的理论叙事。历史一再证明,有了“主义”武装和指导,党和人民精神主动、信心倍增,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行”,能够在科学认识世界的同时改造世界,在实践创新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大大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以此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可逆转。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层面,对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叙事。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哲学问题。提出该论题,有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支撑,主要有三: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因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说到底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灌输的原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⑤,基于此,通过科学阐发和灌输,党和人民对于党的领导的自信得到提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因此,自信的基础是客观实践及其成就,自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可以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其次,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层面,对坚持党的领导的科学叙事和合理性给予理论证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列宁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⑥党之所以成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先进思想和先进阶级的两大“先进基因”“强强联合”,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够与之相媲美,堪当领导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大任。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深刻认识,集中体现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领导和执政规律的把握之中,由此为“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夯实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坚持党的领导不仅在理论上有了新认识,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新探索,完善了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⑦因此,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在对党的领导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的理性自信。

   第三,历史维度。明确自信的历史根据,回应“从何而自信”的历史追问问题。历史真相就在那里,现实中总会有噪音聒噪,虚无史实,扰乱视听。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⑧历史认知和历史判断力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之于意识形态建设和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关系重大。毫无疑问,一方面,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需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牢牢把握历史规律和趋势。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⑨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不是纯粹思辨性的,而是有着历史经验的基础的,绝非无中生有的“飞来峰”,而是有着历史内涵和成就基础,有着扎实的历史根据,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把握、对历史成就肯定、对历史经验洞悉基础上的自信,不是对历史认知一团乱麻、对历史重点不明就里的盲目自大或者自弃自卑。另一方面,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需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保持战略定力。大道蕴于历史,信心来自党多年奋斗积累的宝贵经验。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重要传统。党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先进革命政党,其中最具经验基础的理由在于党的百年辉煌成就及历史自信。成就凝为历史,经验指引未来。历史证明,近代以来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够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正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由弱到强,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在时间上具有超级压缩性和规模上具有超大性的“中国奇迹”。100年来,从小小红船南湖起航到如今铸就新时代“中国号”巍巍巨轮,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定海神针”。因此,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⑩。可以说,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成就、历史经验、历史主动和历史自信的充分彰显,体现了对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伟大成就的高度认同。

   第四,实践维度。明确自信的实践指向,回应“如何而自信”的实践质疑问题。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具体实践指向的。实际上,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不是空洞抽象的自信,而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及其实践成效,以及对坚持党的领导的现实成效的高度认可和肯定,必须拒斥和反对相关的质疑和否定。进入新时代,我们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等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如期实现,都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以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为人类进步和福祉、世界和平和发展开辟了光明前景。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1)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方面尤其成就突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12)党是领导核心,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3),“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14)。习近平强调:“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15)同时,在实践中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成效显著。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在“两个确立”的前提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成效显著,充分发挥了党“领导一切”“全面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面对当下、展望未来,尽管我们还会面对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等各种问题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紧紧依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沉着冷静应对,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坚信未来能够继续成功,有力地驳斥对“如何而自信”实践的质疑。

   第五,信仰维度。明确自信的信仰支撑,回应“为何而自信”的信仰依循问题。信仰基于理论,并非止步于理论。从信仰角度来分析自信的精神动力确有必要性。信仰、理想、信念等是同一序列的概念,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信仰是上位概念,而其他的是下位概念。信仰领航,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6)的确,信仰源于历史、以历史经验为基础,具有超越性的指导意义,如同“登山的梯子”“过河的桥”,信仰是战略定力的精神源泉,也是奋斗前进的精神支柱。因此,人无信仰无魂,党无信仰不立。为何中国共产党能始终保持自信,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就精神层面而言在于党有着科学信仰的引领、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斗不息。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科学信仰的引领,往往会忘记初心、丢掉使命、失去自信。一个政党如果迷失前进方向,或囿于“特殊利益”而沉沦,往往是由于主义不明、初心遗忘、信仰动摇造成的。同样,信仰也是民族、人民的精神支柱。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由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是靠着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才在筚路蓝缕中走出了光明大道。质言之,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与党和人民的坚定信仰息息相关,不可割裂。

   二、新时代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重要价值

   党带领人民取得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功,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世界影响力。“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治价值: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有利于维护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17)。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方各种思潮交流激荡,各种质疑、歪曲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此起彼伏、暗流涌动。在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方面,除了“诋毁污名化式”的“谤杀”,还有“盲目自信式”的“捧杀”。因此,从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高度提出和阐明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确有必要。一方面,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有利于回击西方敌对势力对党的恶意攻击。共产党被“污名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伴随;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对其加以“污名化”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西方敌对势力妄图使我们“改旗易帜”,便集中火力攻击中国共产党,通过污蔑党的光辉历史以及曲解党的政策等方式,达到消解党的执政合法性,继而推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目的。另一方面,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有利于挤压国内对党的各种“污名化”思潮的生存空间。在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从未消停的国际大背景下,当下借助网络的快速发展,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甚嚣尘上,这些思潮殊途同归,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反党反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国内舆论场并非风平浪静,有借口党的历史或者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而诋毁、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论调,也存在党内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牢靠而“祸起萧墙”,出现某些思想动摇,甚至出现怀疑否定党的领导的倾向。因此,明确提出并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有助于防范遏制错误社会思潮。

 2.治理价值: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有利于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国家治理离不开党的领导。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避免改革开放走上“封闭僵化”老路或者“改旗易帜”邪路的根本保证。事实上,无论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还是中国之所以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18)。

   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提高“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强大动力。完善“中国之治”,是新时代赋予党的伟大使命,“中国之治”的历史性成就是党带领人民一路披荆斩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所取得的。正是因为党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卓越引领,“中国之治”在新时代立足新的历史节点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突破性进展。当今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充满风险的时代,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凸显的时期。越是到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坚强的领导,需要领导核心,所以“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深刻论证了确立和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9)。这个人是谁,就是船长。因此,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和领袖的权威,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才能锻造强大的党,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行稳致远。可以说,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党的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才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3.文化价值: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有利于夯实“四个自信”

   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与“四个自信”都是基于客观的物质基础的、积极能动的主观精神状态,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四个自信”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基础。诚然,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四个自信”。“四个自信”既包含对已有实践成就的确认,又包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同时蕴含着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取得成功,中国梦必将实现。“四个自信”是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必要支撑和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关键和轴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是多方面的,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其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取得的历史性突破,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民族复兴目标的逐步接近。坚定“四个自信”,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四个自信”本质就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新时代认清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重要价值意义,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要前提和关键环节,必将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4.国际价值: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提出“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丰富了党的创新理论和文化理论,利党利国利民,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必将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可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党是领导一切的,不仅明确宣示了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而且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进而集中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诉求。任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以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为支撑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四个自信”,根源于我们成功走出的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和中国之治,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显而易见,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有利于继续推进中国发展,从而极大地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可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长期以来,与中国和平崛起相伴随的,除了掌声和鲜花之外,那就是西方世界一直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唱衰”“抹黑”“丑化”抑或“捧杀”。“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等噪音杂音不绝于耳。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受到一定冲击。然而,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顶住压力、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历史终结论”“终结”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了,“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谈不上中国道路的开创、坚持和拓展。21世纪的中国道路不仅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且提供了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经过70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开启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新征程。经济强国和政治强国需要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文化强国亦复如此。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作为“牛鼻子”,引领“多维自信”,共同构成党的创新理论和文化建设的最新成果,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步入新境界,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新时代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实践进路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成就辉煌,党和人民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不断提升。然而,“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21)。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干扰党的领导权威和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挑战、风险始终存在,或明或暗。因此,在新时代,“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2),需要在聚焦理论铸魂、实践创新和地位巩固等三个主要支点发力。

 1.理论铸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思想前提

   科学理论是信仰不变、自信不改的思想基础。“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23)因此,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必须增强学理阐释和理论澄清,树立“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防范陷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窘境。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为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奠定了基本思想前提。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24)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25)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关键在于有先进理论的武装。实际上,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和武装头脑,牢牢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得出的重要经验。时代在变,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它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是不变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此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和推进党的事业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6)否则,我们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民族复兴也就“行无依归”,更不用谈及树立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在“两个大局”背景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我们应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而为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夯实理论基础。同时,从理论上说清楚“坚持党的领导”相关重要理论问题,夯实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直接思想前提。一是说清楚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二是说清楚为什么加强党的领导,三是说清楚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为何统一,等等。要言之,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实践创新:有效统筹“两个大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现实基础

   能否赢得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心,关键看道路是否正确,能否最大程度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道路不是天然正确的,需要在反复比较和思考中锚定正确方向。习近平指出:“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7)

   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回看走过的路,学习党的百年辉煌史,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道路问题事关全局,“道路就是党的生命”(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近代中国各种主义和思潮尝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虽轰轰烈烈却无果而终。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紧紧地依靠人民,英勇斗争,历经风雨坎坷,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中国道路。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才能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29)。今日之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不断接近美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伴随着中国奇迹的出现,除了鲜花掌声外,还有西方的各种质疑、误解甚至抹黑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主动回应批驳各种噪音杂音,带领人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坚持和开拓中国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远眺前行的路,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用新作为写好奋进之笔,是人民的“盼”,也是世界的“看”。新时代,最大的考题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做好时代答卷,党的领导力和执政能力是关键。当下,我们正在继续开拓创新,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指出:“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30)。

   另一方面,以胸怀“两个大局”的创新性实践来支撑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一系列有力举措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能够胸怀并统筹“两个大局”,保持发展的战略定力,体现了高度的自信和卓越的驾驭能力。在新发展阶段,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做好“自信”和“他信”统一,以此有力支撑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已然成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大课题。为此,其一,向内寻求生长的力量。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家发展的内源性力量,有力回应社会实践提出的新挑战,开拓政党建设新境界,确证自我不断前行。其二,向外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对外开放,开展文明交流对话,增进彼此战略信任,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实现共享共赢式的发展。习近平指出:“当今时代,任何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任何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任何搞唯我独尊、赢者通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31)

 3.地位巩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的根本保证

   打铁还需自身硬。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说到底要靠党的领导力的巩固,党执政能力的强大,党的建设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点上,必须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32)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近年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伟大实践全面推进,成就突出,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党的领导力得到显著增强。一方面,强化创新思想的引领,始终坚持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导特别是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要思想的指引,准确定位和系统谋划这项工作。比如,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从体制机制、管党治党等方面有效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强化实践为要,系统推进,善作善成。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在党章和宪法中更加明确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完善了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充分证明,由于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等得到显著提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宏大工程中尚存在诸多尚未解决,或者已经解决而又需要持续应对的问题。其一,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方面,存在落实党中央精神不力、令行禁不止、对党不忠诚的问题等。其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方面,存在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尚未很好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等问题。其三,党的建设方面,存在宽松软的问题。诸如,管党认识上存在“重发展、轻党建”的思想误区,功能定位上存在“重服务、轻教育”的重心偏差,主体责任上存在“重使用、轻管理”的宽软现象,考核机制上存在“重有形、轻有效”的形式倾向,督导检查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管理问题,等等。“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33)。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34)党的奋斗目标越宏伟、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铸就金刚不坏之身。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弱化了党的领导、放松了党的建设、忽视了党的纪律,党的事业就要受到损失。

   一个没有自信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自信的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党。新时代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作,唯有战略引领,通盘谋划,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一干到底,才能把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引向深入,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才能坚定地“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在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6页。

   ②习近平:《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求是》2021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⑥《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

   ⑦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求是》2021年第18期。

   ⑧《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12)《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1页。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1页。

 (14)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求是》2021年第18期。

 (1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43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9页。

 (2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2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24)《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5-836页。

 (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2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0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31)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8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5-166页。

 (3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34)《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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