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嚓”的一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火柴点燃，借着这一点微光，他一步步地摸索着下了楼梯，再穿过暗沉沉的大半个校园，回到自己的蜗居小家。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左右，妻子和女儿早已进入梦乡。唐力行向我描述他当年写作《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时的场景，就像电影镜头一般，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他借用一位前同事临时空置的房子，在完成白天的教学工作之后，每晚来这里写作到半夜。酷暑炎热时，头顶的吊扇不太管用，他就接上一盆自来水，泼在水泥地上辅助降温，然后光着膀子坐在桌前，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稿纸上写作。那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彼时的他，从安徽东至县五七大学调到安徽师大工作不过数年的时间。
1993年，《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该书先后由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北京商务印书馆等印行多个版本，并成为海内外不少高校研究生的专用教材，获“江苏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华东地区第八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2017年，该书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我手头的这本，版权页上显示为这一版本的“2022年第3次印刷”。
2025年的春夏之交，我在风景秀丽、满目苍翠的中国美院（杭州象山校区）采访了这位年近80的老人。从安徽师范大学开始徽学研究，继而至故乡的苏州大学，世纪之交又调到上海师大开始江南学研究，在那里工作至70岁退休（后又被返聘至75岁），2024年，他以耄耋之年受聘到中国美院，从事江南与艺术社会史研究。唐力行将自己的毕生研究大致分为两大块：徽学研究和江南学研究，前者属于社会经济史，后者属于社会文化史。
“我整个学术发展的路径是连贯的。”当谈及《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时，唐力行说：“这本书奠定了我徽学研究的基础。”从情感上来说，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这是他青春激情岁月的见证。
全面探讨近世商人
1988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教师唐力行开始参加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社会史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内涵的问题，引发了参会代表的激烈辩论。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知识分子除了要有知识外，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思想学术的超前性与引导性，这一特征又决定了知识分子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因而知识分子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痛苦纠缠中前行。“此后我参加过很多学术会议，再难见到这样的学术气氛了。”对于唐力行这一代学者来说，上世纪80年代，走出“**”阴影，砸碎思想的枷锁，进入一个新启蒙的时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历史学界展开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基本线索的讨论等，其热烈、深刻是1949年以来所仅见的。史学界集体思考当代中国发生“**”这样数千年未有之大浩劫，是偶然的吗？阶级斗争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 近代社会发展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所能涵盖？ 等等。这些具有启蒙意义的问题，引起了唐力行的极大兴趣。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了《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剩余劳动——兼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清季社会经济改革刍议》《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论文，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宏观思考。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唐力行接受南京大学历史系社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史丛书”主编蔡少卿的邀请，承担该丛书“中国历史上商人阶层”（即《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的撰写任务。而于他个人而言，撰写这本书也与自己当时的思想、兴趣、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徽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到90年代初本书的完成，其间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在该书“自序”中，唐力行表示，自己选择这一课题，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明确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主角的商人该如何定位？怎样才能让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摆脱传统时代的窘迫境地？ 商人怎样才能在市场经济中不必依附官府，或是官商结合而保持独立的主体地位？ 在他看来，探索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也恰恰应了克罗齐所说的那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商人》一书是一部比较全面地探讨近世商人的学术专著。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并借用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谱牒学的多种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读者可以从中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商人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第6期《历史研究》上，学者朱英撰文盛赞该书“填补了多年以来这一研究的空白”。从商人与近世社会的视角，唐力行以徽商为例，考察商人在变革时代的特有功能。从近世商人群体的形成、商人的内部分层、经营方式、商人的心态、商人文化的特征等诸方面入手，揭示了商人在近代社会变动中的角色。南京大学李良玉教授认为，唐著从这一角度对商人进行研究，跳出了商业史或商会史研究的常规，具有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意义，“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
通过族谱、方志、文集、契约等大量史料，唐力行力图证明：明清商人并非被动受压制，而是主动塑造社会规则。这些商人通过捐纳获取功名、联姻士绅、构建商业网络，甚至影响地方治理，成为实际上的“四民之首”（士、商、农、工），挑战“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颠覆了“重农抑商”传统认知。此外，揭示商人的“社会主体性”。唐力行强调，商人不仅是经济角色，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以会馆、公所、商帮等自组织形成“民间治理体系”实现组织创新；通过资助教育、修纂方志、主导慈善，构建地方话语权；商人通过财富转化为文化资本（如徽商“贾而好儒”），打破身份壁垒。还有，从区域比较的典范（江南vs徽州）来看：江南商人依托市镇经济，形成跨地域网络，推动市民文化兴起；而徽州商人依靠宗族制度，以“儒商”身份整合商业资本与儒家伦理，形成“商成帮、文成派”的地域特色。通过这种对比，也凸显了商业资本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适应性。学者池子华认为，唐著对商人的研究是从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展开的。该书第一章“传统社会中的商人”，将商人置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时段中加以考察。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及其功能中,商人始终处于两难的境地，即统一与抑商的两难境地，以及财富与地位的两难境地。
有论者认为，《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的价值，在于打破对商人的扁平化认知，揭示其如何以经济实力为杠杆，重塑社会关系、文化观念乃至地方权力结构。尽管部分论点存在争议，但其区域比较方法、民间史料运用及对社会主体性的强调，使其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对于理解明清社会的韧性、商业资本的双重性（进步性与依附性），以及中国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力，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
百年徽学的亲历者
2024年第12期的《历史研究》“冷门绝学研究”栏目中，刊发了唐力行梳理徽学发展历程的论文《百年徽学的成就及趋势》，这是他接受《历史研究》邀约而写的“命题作文”。这些年，他先后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十来篇文章，这次这份史学界权威刊物约请他总结百年徽学研究，在他看来，是给他“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
在该文“摘要”中，唐力行指出，徽学是区域学研究的典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百年徽学已走过发端、筑基和深化三个阶段。徽州文献，尤其是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徽州文书大量整理出版，极大促进了徽学的深化。徽学研究经由社会经济史、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路径，借助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百年徽学发展历程中，唐力行不只是观察者和总结者，而是深入其中的亲历者。
“徽学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傅衣凌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学者。”唐力行说，徽州文化积累深厚，大量历史文献、民间文约为徽学研究提供基础，而且徽学研究对象多元开放。傅衣凌通过分析徽州多商贾的原因、徽商经营的行业及活动区域等，提出徽商能长久且富有，在于其经营金融业和恪守商业道德，并详尽评估了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及其代表的商业资本类型。其研究以经济史为主，又有着社会史关怀，预示着徽学研究将走上他提倡开拓的社会经济史路径。正是在傅衣凌为首的徽学研究奠基者们的影响下，唐力行开始了自己的徽学研究生涯。
1981年，家庭成分不好的唐力行因“**”结束，命运出现了转机。在当时从政与从文的选择中，他舍弃了去地方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和妻子一起从皖南山区的东至县调至安徽师大，妻子分在科研处搞行政，他则在学报当编辑。经历十年的“流放生涯”，唐力行为重新获得科研的权利感到幸福，倍加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为选择研究方向感到迷茫时，他回到母校南京大学，向历史系的老师们请教。洪焕椿老师告诉他，要考虑到当地的资料收藏，以及课题的影响力。洪焕椿建议他以徽商为研究方向，因为徽商不仅有丰富的文书资料，且这一课题已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起点高，影响力大。至今，他依然感念南大历史系老师们当年的帮助，使他“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研究路径”。
方向确定了，首先第一步是收集资料，需要科研经费。这是一位学报编辑无法解决的难题。为此，唐力行找到时任安师大历史系系主任的张海鹏，后者认为他的想法不错，随即成立了明清史研究室，又从该系明清史方向中吸收两位学者加入，张海鹏担任研究室主任。当年的四人小组中，张海鹏和王世华后来分别升任为安师大校长和副校长。
根据唐力行的梳理，20世纪最后20年是徽学的筑基阶段，徽学建构起基本骨架，筑下深厚基础。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徽学研究学术机构的建立和大型徽学资料集的编纂。而1982年张海鹏、唐力行等成立的安徽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则成为徽学研究史上第一个学术机构（1994年，该明清史研究室更名为徽商研究中心，2003年又更名为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安徽省级重点研究基地）。从那年开始，小组成员每逢假期即奔赴全国各地查阅徽商资料，其中，去得最多的是合肥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那个时候真的很苦”。因为经费拮据，他们每到一地，都尽量选便宜的住处。有次暑假在合肥查资料，他们为节约开支，住在长江路上一家旅馆屋顶临时搭建的铁皮房里。“特别热”，尽管时隔40多年，唐力行对当年的炎热仍然记忆犹新。外出查资料时，有时是唐力行一人，有时多人同行，如果是去上海，他就住在自己家里。那时候没有复印技术，也不准拍照，只能一张张卡片抄下来，三年时间里，他们从各类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抄录了一百余万字资料，最后从中剔取近40万字编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985年由黄山书社出版，随即获全国优秀图书（1978—1987年）二等奖、安徽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78—1985年）一等奖。学者瞿林东称：“正是这部在参阅了230余部书籍基础上编纂出来的‘资料选编’，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编者们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985年，由中国社科院明史研究室、南京大学历史系、安徽师大历史系等主办的首届明史国际学术会议，在黄山脚下召开。大会学术委员会从一百多篇参会论文中选出十篇作为大会发言，唐力行的《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便是其中之一。会后，《历史研究》编辑宋元强找到他，表示希望刊发他这篇文章。该文刊发于1986年第2期《历史研究》，这是他第一次在《历史研究》上发文章。两年后，该文英文版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并荣获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991年）二等奖。
从80年代开始，他陆续发表和出版《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等论著。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论著中，一些反映徽州社会的特有属性被揭示出来，形成用短语表达的徽学概念，如徽商“贾而好儒”“小徽州与大徽州”“大宗族与小家庭”等。进入21世纪，徽学研究继续深化。唐力行超越地域界限，探讨徽州与徽商侨居地关系，其《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商务印书馆，2007年，获2008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一等奖）成为这一时期宏观研究中的代表作之一。
几十年来，唐力行如伏枥的老骥，辛勤耕耘在徽学领域。他关于徽州海商、商人妇、商人与文化、商人群体心态的整合等研究，都转化成为《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的主体内容，融汇为他对于商人阶层的整体性思考。
“做学术有个基本的东西，就是首重资料”
1946年年初，唐力行出生在苏州一个评弹世家。在四岁读小学之前，他的名字叫唐平平，意在庆祝抗战胜利，庆祝和平。读书之后，父亲重新给他取了现在的名字，同样寄予深意：希望儿子不要空讲，要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地做事情。后来，他把这种“力行”的精神实践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只要是认准了的事情，就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他自谓其学术路径，是从资料集的整理进入到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徽学。在查阅、整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过程中，“做了三年学徒，抄了三年资料。”在他看来，做资料是做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功夫。
历数下来，除了学术著作，唐力行还编写了很多的资料集。1994年到苏州大学工作，这期间他与王国平合作主编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于是便有了后来那本跨区域研究的力作《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徽州我很了解，苏州我还不够熟悉，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个苏州的资料集，才能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有底气去做这件事情。”
2000年，唐力行调到上海师大，研究方向开始转向评弹学/江南学。而进入这一新领域最初的契机，是他协助晚年的父亲完成其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同时，他在参加海外会议时，也注意到社会文化史已成为学界热点。“大家都在研究江南，但都很空泛，最好有一个抓手，越具体越好，评弹是实实在在的，研究评弹可以看到江南社会的变迁，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变迁。”为这项新研究，他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合作主编了《江南论著目录索引（1900-2000）》，这被他视为江南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在上海师大，他开始着意培养这一方向的学生，截至退休时，他总共指导了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专业的18名博士和6名硕士，现在中国美院任教的弟子张盛满2015年在商务出版的《评弹1949：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即脱胎于此前的博士论文。中国美院官网“唐力行”条目下，介绍其“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史研究，为我国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江南学研究的代表学者之一，中国苏州评弹学创立者……近年开拓艺术社会史研究新领域，从事评弹与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主编《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25种著作）、《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杂志（C刊，已出版25期）。著有《开拓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评弹与江南社会导论》《探骊得珠：江南与评弹》，主编《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光前裕后：一百个苏州评弹人的口述历史》等”。而《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也是他历年所编资料集中规模最大的，上中下三卷450万字。
当年，《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出版后，唐力行的好友、南大历史系范金民教授撰文评论：“唐著正是第一部全面论述16世纪前叶中国商人的皇皇新编，把握了商人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商人的发展特色，探讨了商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填补了中国商人史、乃至中国经济史的空白。”就范金民当时目力所及，既往论述中国近世商人的著作，或如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探讨明清商人和商业资本；或如日本岸根结的《支那キ“ルト”の研究》、何炳棣的《中国会馆史论》，探讨商人组织；又如探讨商人伦理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探讨地域商人的《山西商人研究》（日本寺田隆信）、《地方商人和中国资产阶级，1750-1950》（美国曼恩）等。范金民说，这些著作或有所侧重，或立意相近，专论商人的某一方面，或以地域为限，专论某地的商人，还没有一本是全面论述近世中国商人的。有之，则自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始。
“我做学术有个基本的东西，就是首重资料。资料收集好以后，然后再做研究。”唐力行每一本著作的背后，都有丰富的资料作坚实的支撑。
“上天还算眷顾我”
4月下旬的杭州，虽然气温逼近夏日，但毕竟属于暮春时节，校园里某些角落还有些未开尽的花，点缀在大片的浓绿中，别有一番风味。因为头一晚下了点小雨，地上到处铺满了一层白色的女贞花瓣，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如果你早点来，这里看上去更美。”老先生腿脚不便，弟子张盛满全程开车接送老先生，到办公室的一路上，他小心搀扶着老师，随伺左右。在我们上楼之前，细心的老先生特意嘱咐弟子开车带我在美院校园里兜了一圈。
如果不是特殊的时代原因，唐力行的人生会沿着早年的轨迹，在富足、优渥的环境中度过。虽然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在评弹界摸爬滚打，历尽艰辛，但到唐力行出生之前，父亲已在苏州评弹界崭露头角，并一路发展到了上海，成为蜚声书坛的“七煞档”之一。很快上海解放，父亲选择留在上海，他随家人自此从苏州迁到上海。1963年，唐力行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南大学制5年，大学期间又遭逢“**”，直到1969年他才被分配工作。
在时代的变局中，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整个家庭中，曾任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副团长的父亲是受冲击最厉害的人。因解放初被邀请到香港演出，此时成为“莫须有”的“国民党少将”“特务”。而父亲的收入也是一降再降，从解放初的月收入近400元，历经多次运动，到“**”时期人均仅有15块钱。红卫兵抄家、贴大字报，父母被游街批斗，最终46岁的母亲突发脑溢血逝世。身为长子的唐力行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事后才从南京赶回上海。那几年，父亲背负着“文化界牛鬼蛇神”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了整整三年，他也被累及受尽屈辱。“整个家陷入到一个困境，几个弟弟妹妹很苦。”唐力行说，没钱买菜了，弟弟在家里找到几个药瓶，走很远的路到一家医院去换钱。
因为这一家庭背景，加上他读书比较用功，系里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说他走白专道路。1970年，唐力行被分配到安徽军垦农场（白湖农场）“接受再教育”，人均种20亩水稻，还要随时出公差去背纤拉米。妻子张翔凤是他当年的大学同班同学，不听工宣队的劝阻，执意和他相守相伴。因林彪事件农场劳动结束，张翔凤被分到安徽东至县东流中学教书，好心的指导员帮他到师部换了一个东至的名额，最终他分到东流公社当文书，1972年被调到东流小学教书。1973年邓小平复出，父亲获得平反，那年假期他们回上海办了婚礼。再后来，因县教育局长的赏识，他被调入东至县五七大学教书（当时各地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纷纷成立五七大学。相当于今天的中等师范学校，为当地培养中小学教师）。
在东流镇的十年里，唐力行凭借妻子任教学校的丰富藏书，海量阅读，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基础。东流为千年古镇，创建于1932年的东流中学更是藏龙卧虎，唐力行在那里结识的图书管理员，其中一位是中央大学金融系毕业生，解放前曾任上海一家银行行长，在建国初期“三反五反”运动中下放至东流镇，唐力行认识他的时候，这位当年的行长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另一位是北大的高材生，曾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下放到东流则是因当过国民党治下的县长。
“这十年我在乡下潜心读书，相当于读了个博士。”**结束，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录用的机会，唐力行把这看成一种时代的机缘。“上天还算眷顾我，那时候我30刚刚出头，还有力气做一番事情。”他相信世界上总会有些美好的东西，值得自己去坚持。他自谓“运气好”，这其中也包括妻子在危亡竭厥中对自己的不离不弃，患难与共。1981年，他离开东流到安徽师大工作，以十年积累之功，写成了人生第一本专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沿着这一轨迹，与商人阶层进行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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