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 陈恒： “通史”书写

无论什么主题的历史研究、什么题裁的历史表现、什么风格的历史叙事，其终极价值都指向“通史”书写。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使命，历史学就是要进行整体把握，把过往事件理解为一个统一过程；通史最能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文明观与世界观，它以延续传统、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在无形中影响民众的言谈举止。

从古典时代的城邦史到启蒙时代的哲学世界史，通史的价值与意义始终得到彰显。就近代史学实践而言，从兰克到斯宾格勒，从威尔斯到汤因比，从伏尔泰到布罗代尔，从鲁滨逊到麦克尼尔等人，他们为世人所记，就在于他们的通史流传恒久。书写通史需要睿智的心灵，反过来也成为人类心灵的启迪。正如巴克尔所说：“人类真正的历史，是那些由心灵所感知的趋势的历史，而不是由感官所察觉的事件的历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天生具有把握这种通史的学术气质。记得20世纪80年代，由复旦历史系诸公策划推动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两套丛书风靡大江南北，对学术界影响至深。

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周谷城先生堪称奇才，是既能撰写本国通史又能书写世界通史的大先生，这两部书都是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旦历史系所倡导的博学与专深教育。

诸多先辈成果斐然，如耿淡如先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周予同先生的经学史研究、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章巽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金重远先生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朱维铮先生的广义中国学术史研究，等等。

此外，姜义华教授的《中华文明三论》、张广智教授的《西方史学通史》、周振鹤教授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葛剑雄教授的《中国人口史》、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等，哪一部不是这个时代求真精神的通史代表？这些都在无形之中为后辈树立了学术榜样。

复旦大学历史系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学者的重要著作都是在退休后写出的。直到今天，我总能看到余子道、樊树志、张广智、姚大力、吴景平等先生不断推出新作。老师尚且如此，学生怎敢懈怠！这是对学问的真爱，李剑鸣教授风趣地称之为“学术养生、文字延年”。多么通达的人生态度！

在今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邹振环教授说：人们常以看谁笑到最后来决胜负。但如今，我们或许应当换一种表达方式：看谁写到最后。这多少带有调侃的味道，但在我看来，这里所体现的是对知识的渴望、是对学问的执念。这就是复旦历史系的底蕴与骄傲，老师们以实际行动诠释长期主义的坚毅与优雅的追寻！

回望近代史学诞生之时，兰克因其于1824年出版的处女作《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而闻名德国。他所倡导的“如实直书”原则使该书成为近代史学的开山之作，亦奠定了欧洲史学的所谓合法性。也正是兰克和他的弟子们明确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并向世界各地传播，其内涵、外延与边界都大大延展了，并为当今的“世界史学”奠定了基础。

历史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消遣。它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与自然科学知识同样必不可少的，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我个人甚至认为，从历史角度出发，几乎任何事物都能被赋予人文价值。物理、化学、地质、力学等自然科学的那些天才发现本身，也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教育与传承。

对历史的研究与持续的兴趣，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历史之于人类，犹如记忆之于个人……它是一门可以使整个世界亲近起来的学科。”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学术理想有待实现，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如今，人文学术正面临严峻挑战：移动网络和自媒体似乎让人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得人类与机器可以共同书写历史。也许，我们将是最后一代人类历史学家。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正在发生的“史学革命”可能会改变一切。

然而，也有不变的。历史研究无法完全摆脱现实，不能脱离现实而开展。当前，我们正在“人类世”与“后人类时代”之间寻找新的定位。百年后，当后人打开我们今天封存的这个“学术理想盲盒”时，或许会惊喜地发现：今日未竟之理想，正是他们时代的现实。那将是历史对我们的最好回响。我们的历史也就进入了他们的“通史”。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