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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作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常住人口2.2亿，占全国1/6，2018年经济总量超过22万亿元，占全国近1/4。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显然将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将大大提升长三角地区在区域、国家至全球格局中的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握机遇、提前谋划，进一步明晰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即将正式落地之际，探寻长三角一体化在制度、市场、产业等方面的突破点与着力点，就成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如何解放思想，协同创新，进一步突破体制机制瓶颈，加快落实新发展理念，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出标准和示范，率先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更成为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题。
为此，上海师范大学专门组织了各个学科的学者，从区域经济、市场体系、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科创建设、基础设施、域外经验参照等方面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以期为长三角一体化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一定的决策咨询参考。
抓住五个关键环节，构建长三角科创协同新机制-1500
自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沪浙苏皖三省一市在产业融合、科技创新、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协调机制和相关举措推进方面显著加快，区域一体化明显提速。近期，《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合作建设备忘录》的签署，有助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随着国家级顶层设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发布，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将进入更快发展轨道。但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目前尚处在起步阶段，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所需的科创协同机制相比，仍然有一些差距。因此，科学谋划科创协同新机制，既是培育更高水平经济增长极的迫切需求，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保证。构建长三角科创协同新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关键环节下功夫。
第一，完善长三角区域科创协同新机制整体框架的顶层设计。这需要国家和区域的共同努力。从国家层面看，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仍在抓紧制定中，因此，长三角一体化科创协同机制仍需推进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从区域层面看，沪浙苏皖各地政府要以国家层面的发展规划为指导，梳理各自科技创新协同优势，结合产业转移与融合，统筹规划科技创新协同的发展、合作，及协调机制。
第二，构建科学合理的长三角科创协同网络体系。以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为契机，抓住世界科技中心转移与上海建设世界科创中心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三省一市各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研发中心的优势，通过政策支持与引导，立足于服务产业转移与融合，构建创新功能定位清晰、协同机制灵活、布局科学合理、相互竞合有序的科创协同网络体系。此外，充分利用区域内同时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大综合型国家科学中心的独有优势，加强相互间的战略合作，构建跨区域创新协同网络。力争通过3-5年建设，形成以“上海—南京—合肥—杭州”为中心点，其他各长三角城市为节点的科创协同网络体系。
第三，合理布局长三角科技创新链。一方面，加快建立长三角科创协同共同体，共建共享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中心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形成区域科技功能分工协调，产业链与创新链无缝衔接，创新要素区域高效流动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深入整合并优化区域内科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长三角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优势，搭建一批重大技术创新研究平台，同时不断加强区域内高校与科研机构间的信息与成果共享和交流，逐步形成跨区域、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技创新集群。
第四，建立全方位长三角科创成果转化与保护机制。探索建立由生产企业、双创街、服务机构、科创专家库等多方构成的“长三角科技创新服务贸易共同体”，通过多方沟通与合作，形成科创成果资源信息共享，科创成果与企业需求有效对接，科创成果转化率高，科创成果交易高度专业化的科创成果服务联盟或共同体，推进长三角区域内科创成果的自由合理流动与有效转化。为保障科创成果区域流动的顺畅，还需建立全方位长三角科创成果保护机制，包括积极推进长三角科创成果知识产权执法协调中心建设，搭建长三角科创成果知识产权举报、投诉与维权平台，成立涵盖沪浙苏皖四省市的长三角知识产权保护联盟，长三角知识产权仲裁协调机构等。
第五，健全长三角科创协同发展的人才保障机制。高端人才的智力创造是长三角科创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借助大数据挖掘和统计技术，建设长三角不同领域多层次专家人才库，实现区域内科创人才信息共享。同时加快制定长三角科创人才一体化整体规划，创新人才流动新机制，探索以项目共享、候鸟共享、租借共享等为主要形式的人才流动新模式。此外，着力推进长三角科创人才服务体系的一体化，有序推进长三角科创人才流动中面临的教育、医疗、户籍等制度障碍，实现科创人才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崔百胜教授）
加快区域资本市场建设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18年11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主题演讲时提到“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意味长三角区域全方位的一体化建设将梯次落地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已有序展开的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开放性合作平台建设和机制完善等相关举措驱动下，区域内合作全面升级，但受制于区域财政与税收、行政壁垒、资源禀赋不平衡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地区间利益共享和利益冲突仍较难平衡。虽然长三角地区目前产品市场、交通设施等方面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但三省一市各具特色，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经济一体化的融合模式尚在探索中。同时，受制于当前行政区主导经济下的政府隐性干预和我国目前金融机构运作模式、监管和调控体制等方面的市场分割，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金融资源在区域内未能实现自由流动，这将成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因此加速长三角区域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则有助于打破此困境。
金融资源地区间流动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行政机制，长三角区域资本市场一体化建设取决于金融资源在长三角地区自由流动限制约束的消除或放宽，但现行的行政体制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预算或制定区域信贷政策而具备干预和控制金融的能力，这极大的影响了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效率。通常资本在区域间的流通主要有三种渠道：企业和政府跨区投资、银行跨地区的借贷、跨地区的股权和债券市场融资。整体来看，受产权制度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制约，长三角地区企业跨区投资的主体中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江苏以发展壮大的乡镇企业为主，两省都是资本输出大省，而上海虽有较高资本积累，但对外投资规模较低且以股权投资为主，安徽则是主要资本流入省；在银行跨地区的借贷方面，主要通过资金在银行内不同地区分支机构间的分配或银行间市场来实现，前者受制于监管约束并不通顺，后者上海属于资金净流出地区，而江苏、浙江、安徽则属于净流入地区；在跨地区的股权和债券融资方面，长三角地区除上海证券交易所平台外，区域平台间并不支持跨地区融资。这些均表明长三角地区间资本自由跨区流动的难度仍较大。
统计表明，目前长三角区域内地区间真实存款利率、贷款利率成本、融资结构、不良贷款比率等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且地区间存贷款失衡，甚至金融机构通过票据贴现和转贴现在区域间存在着套利空间，这意味着长三角地区资本市场尚未实现一体化。整体而言，由于地区间发展产业结构不平衡和市场经济机制尚未完全确立，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是平等发展而是融合下的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上海未来要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应先成为长三角区域的金融中心，而区域资本市场一体化就是主要的着力点和推手。结合长三角区域资本市场现状及地区间合作情况，长三角资本市场一体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协同监管机构和责任机制。积极尝试构建区域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协调合作来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建立责任机制，以解决区域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如由央行上海总部牵头成立区域性金融协同监管机构“长三角区域金融一体化监管中心”，统筹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各地的证银保监分局。
二是完善区域性的金融市场体系。上海可依托其金融机构总部集聚优势和先进经验，探索超三省一市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融合模式，牵头成立跨地区的联合产业投资基金，通过项目导向促进资本资源在区域内流动。同时，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直接融资渠道，搭建区域间的联合产权交易所，促进区域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整合。
三是建立跨地区的超行政协调机构，打造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城市群。探索建立财政与税收共享机制，打破行政壁垒，超越行政区划，形成以经济功能和经济社会联系为主的长三角一体化新格局。（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姚亚伟副教授）
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培育世界级研发产业集群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党中央继推出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之后，进一步优化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重大举措。
当前，我国研发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创新活动日趋活跃。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研发人员总数为169.2万人，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研发人员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我国全年研究经费投入451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2.12%，研发强度位居世界第五。从研发机构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江苏、广东等地。其中长三角是我国研发产业的主要集聚地。
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一体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打造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高地是三省一市深化全方位合作的内在要求。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江苏是我国高校和大学生数量最多的省，拥有众多的研发机构和丰富的科技资源；浙江省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多、市场经济最发达、企业对研发需求最旺盛的大省；安徽省科技优势明显，自主创新能力和制造业比较发达。长三角三省一市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具备了培育世界级研发产业集群的先决条件和资源禀赋。然而，与世界级的研发产业集群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京阪奈学研型都市等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因此，结合长三角的实际和发展现状，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产业政策一体化。全力打造一批集研发、先进制造、科技服务业于一体的项目，形成产业集聚。通过集聚，建设各种交流平台，有利于知识、特别是隐形知识的传播——这是推动创新的重要路径。其次，优化空间结构，打破行政壁垒，打通跨省交界的断头路，将地铁和高铁线路与公路网络衔接，缩短距离，降低物流成本。可以考虑在江苏苏州吴江区、浙江嘉兴嘉善县、上海青浦区三地设立长三角一体化试验区，打造跨省产业集群，发挥各地的产业优势，促进产业互补。第三，优化区域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企业竞争优势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研发能力的竞争，而是研发体系之间的对抗。研发公共服务平台作为一种新的研发体系，以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科技服务功能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和科技型企业的青睐。长三角区域要大力推进科技资源共享和研发公共服务建设，通过政府扶持和市场导向相结合，构建科技资源共享的利益传导机制，在区域内形成科技资源共建、共享、共同受益的局面，会大大提高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各类科技社团组织、产业联盟、技术中介在创新要素对接方面的作用，促进形成区域创新服务链，优化创新创业服务。最后，发挥上海作为区域创新龙头的作用，扩大进博会效应，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开展开放型合作，推进产品全球化，提升企业全球影响力的平台，进博会是每年在上海举办的盛会，将成为长三角扩大产业合作网络和产业影响力的重要平台。长三角三省一市都有较大的贸易出口额，可以利用地理优势，由企业可以组团参加进博会，设立区域的特色与优势产业展厅，精准对接来自全球的客户与供应商，发布新产品；相关产业协会也可以设立展厅，向国内外企业介绍园区和产业发展优势，吸引优质企业入驻，更可以方便的向有意向合作的企业发出参观企业和园区的邀请，扩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合作网络。（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王承云教授）
增强上海全球城市能级 助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时布置给上海的新的重大任务之一，也是中央立足全国改革开放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下，迫切需要把上海“卓越全球城市”的建设使命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加以谋划,并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上海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正由“中心-外围”的圈层模式向“多中心网络化”都市群模式转变。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新的动力机制，应该看到，长三角正在由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的圈层模式向由以上海、杭州、南京、苏锡常为“多中心网络化”模式的巨型都市群方向发展，这是可以预见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方向。
对照世界上最发达的巨型都市群，如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中南部都市群，都具有了“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其中都有一个领袖级的“首位城市”，表现出超高的网络联系能级，“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依据城市网络中心度发布的城市等级排行榜中，纽约和伦敦的网络联系能级始终高居前两位，是最具有“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能力和最具有“在全球布局生产和缔造产业链”能力的城市，纽约和伦敦通过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和在全球布局生产与缔结产业链，将区域内的城市结节成网，推动区域经济在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因此，长三角在向“多中心网络化”都市群演进并推动区域经济在更高层上实现的一体化过程中，上海应担当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具有超强网络联系能力的城市发挥引领作用。
2、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需要提升上海引领长三角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能力。形成一个体量更大、层次更高、纵深更广的世界级网络化都市群是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推动要素在城市间的流动导致全球城市结节成网的数据，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课题组所测度的“全球主要城市的网络联系能级”结果显示，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联系能级不及纽约和伦敦，主要原因在于上海虽然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跨国分支机构，但全球总部级跨国机构数量很少，尤其是不像纽约和伦敦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业务遍布世界的全球总部级金融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因此，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网络联系能级，对于上海提升引领长三角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推动长三角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3、抓住增设自由贸易区新区契机，增强上海“为全球服务、在全球生产”的能力，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在全球网络体系中，超强网络联系能级的城市基本上都是高度成熟市场经济体中的“首位城市”，都具有高度“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经济体制环境，与这些城市相比，我国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规则、货币的可兑换性、市场准入和金融监管等经济体制要素与国际准则的兼容性还不够，这是造成上海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能力、在全球布局生产和缔结产业链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导致上海在长三角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中的引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上海应该抓住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的重大战略机遇，对标国际高阶贸易投资规则，加大制度创新，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金融会计准则、投资贸易制度体系，并依托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加大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试点范围和力度，创新涉外风险管理模式，支持金融对外开放，实现在岸金融服务支持境外生产经营活动。这必然会有助于在上海产生大量的能够“为全球提供高端服务”、能够“在全球布局生产和缔结产业链”的本土型引擎企业，从而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并带动长三角其他地区企业跨国配置资源和布局生产，促进整个长三角地区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的能力，使长三角地域经济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 刘江会教授）
以机制创新推进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协同发展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高品质生活的前提基础。只有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因此，要实现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就必须推动该区域公共服务协同联动进步，让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惠及三省一市乃至更大范围的民生，为真正的区域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近年来，在各方的共同推动下，长三角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公共服务便利化程度明显提升。部分城市之间实现了公共交通卡的互联互通；在卫生医疗领域开展政策协同；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建立了跨区联防机制等。《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到2020年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程度明显提升。但也要看到，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政策协同还要较大的提升空间。跨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并不要求公共服务的平均化和同质化，其目的在于推动优质服务资源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并在更大范围之内均衡配置，在提高民生福祉的同时，支持生产要素在地区内更便利更顺畅流动。由于公共服务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就需要建立具有包容性和持续性的政策框架，以及多层次、多主体和多元化的体制机制，为协同发展提供内生性动力。这种机制创新包括：
第一，搭建整体框架，加强顶层设计。在长三角一体化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建立国家级协调领导机构，强化中央政府推进长三角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统筹与协调能力。尽快出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对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升级转移、生态环境保护等进行统一部署和规划，适度提高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统筹层级，完善国家转移支付体系，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水平，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统一基础设施、公共信息数据以及环境保护等各类设计、建设和管理标准，为跨区域互联互通提供支撑条件。建立常设性的协作协调机构，稳步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协同发展。
第二，深化合作机制，实现共建共赢。建立各省教育、医疗机构之间的长效合作机制，积极发展医联体、教育联盟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开展远程医疗、教育、文化服务，推动医师、教师异地挂职，发挥优势服务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建设基础教育师资培训交流平台、实现区域间健康医疗大数据共建共享，加强异地就医信息系统建设，扩大直接结算范围，积极研究探索急诊和部分门诊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可行性。加强各省之间在环境保护、市场监管、水流域管理等方面的合作协调机制，开展信息通报、诚信体系、技术共享、人员培训、联合执法、应急联动等多种形式的联防联控，为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安全、环境公共产品。
第三，优化资源共享，加快创新扩散。积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打破地区、部门、层级之间的信息壁垒，促进数据信息的开放和共享，实现长三角区域内政务网的互联互通，实现异地查询办事，提高区域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和公共事务协作水平。试行区域通用的身份识别系统，使交通出行一卡通达，医保社保一卡结算，公共文化服务同享同用，提升百姓生活的便捷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大科学装置、仪器设备、文献数据的利用水平，完善统一的科技公共服务体系，探索建立长三角跨区域联合实验室，构建开放共享的科技基础设施网。
第四，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多轮驱动。将企业和社会的力量引入区域协作，主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和公众的多元参与机制。努力消除市场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提高公共服务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发挥商业保险、社会办医在整个健康养老、医疗的筹资的作用，鼓励社会资金在长三角地区建设大型连锁医养社区，发展异地养老，疏解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和公共服务压力。（上海师范大学行政管理系容志教授）
加强协同创新 推进长三角的交通一体化
改革开发40年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2018年，长三角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达21.15万亿元，占到当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49%，几近1/4，超过2017年德国、英国、印度、法国的GDP，逼近日本的27.14万亿元。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
高效便捷的交通网络是区域发展的必要支撑。2017年，长三角地区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旅客运输量为32.56亿人次，货物运输量97.68亿吨，旅客运输周转量6082.12亿人公里，货物运输周转量56305.00亿吨公里。铁路营运里程10097.90公里，公路里程49.4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4348.00公里,民用汽车保有量4093.62万辆，其中私人汽车3528.41万辆；港口货物吞吐量33.51亿吨；民用机场21个，旅客吞吐量19258.320万人次；国际旅游入境者77291.61万人次，国内旅游者231520.57万人次。
目前，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网、高等级国道省道干线网络已基本成型。高铁网络已形成全国最为密集完善的地区。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为中心，省会城市之间、省会城市和所辖的地市之间1-2小时的交通圈已经初步形成。上海浦东机场为已基本成为国际航空网络的主枢纽之一，虹桥机场成为国内航空网络的主枢纽，南京和杭州国际机场逐渐成为区域枢纽机场。长三角地区沿海沿江港口正在加快优化整合，推进以上海为中心，以江苏、浙江港口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逐步形成分工合理、协同发展、现代化港口群。长三角地区正在形成上海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南京、杭州、合肥、宁波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南通、芜湖、金华等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层次分明的空间格局。
但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发展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第一，交通一体化在三省一市各项规划中贯彻落实不够。在诸多政策和规划中，仅《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将安徽省部分城市纳入其中，其余规划的空间范围均为沪苏浙两省一市。安徽省发布的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推进世界级机场群、城际轨道圈、国省干支线、油气管网统一规划建设等重点举措正是这一问题的直接反映；
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是开放的。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推进，其一系列的制度、机制和举措都将在三省一市行政地域范围之内实施的。因此，如何有效地与长三角一体化空间范围外部的利益空间实体交通活动衔接和协调发展，是推进本地区高质量交通一体化的重要问题和挑战之一。
第三，交通运输市场和监管信息的地区行政壁垒和障碍亟待消除和破解。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三省一市各自为政仍比较突出。此外，进一步完善、统一和规范道路标示、信号指示、路名标示等也是营造交通一体化环境，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举措。
第四，亟需建立统一的跨行政区政府交通管理和出行服务信息平台。除安徽外，沪苏浙交通部门都拥有各自的在线公众出行电子地图服务平台。应加快破除行政壁垒，创新体制机制，整合三省一市的交通管理和信息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政府掌握完全和充分信息的优势。
第五，取消高速公路主线省界收费站，有效缓解高速公路拥堵。2018年5月，国务院已作出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决策部署。长三角区域作为交通强国建设的先行引领示范区，推进一体化，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势在必然。
第六，注重区域交通主干网络与城市内部交通网络两个地理空间尺度的有效衔接，不断改善城市内部快速干道网络、轨道交通网络、公共交通网络等交通体系与区域交通主干网络之间的通行效率，逐步提升机场、高铁等对外交通枢纽的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等的连接效率，在总体上改善和提升长三角区域交通出行的整体效率和服务质量。（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林涛）
加快文化旅游先行先试 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区域作为中国旅游业重要的战略基地，既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又是我国跨区域旅游合作最为成功的地区，是我国具有建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重大潜力的区域。在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进程中，文化旅游业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文化旅游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先机
长三角在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过程中，需要一个完整的形象，文化旅游就是区域国际形象宣传的先遣部队和核心骨干力量。当前，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一种共识，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互动，可打破了地域、空间和体制上的障碍，打造无障碍旅游区，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长三角区域旅游资源丰富，自然和人文景观类别齐全，是我国重要的旅游资源集中分布区，具有发展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先天基础优势。
第一，文化旅游产业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体现。全球发展已经从经济全球化向文化全球化和软实力全球化时代迈进。衡量一个地区的全球地位不仅仅是看经济总量，而将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文化和各类软实力上。文化代表多元化的区域风貌，旅游代表高品质的服务配置。两者的完美结合，是长三角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不二之选，也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体现。
第二，文化旅游资源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长三角区域具有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包括名胜古迹、园林湖泊。同时，以海派文化、吴越文化、淮扬文化、徽皖文化为主，涵盖良渚文化、秦淮文化、南宋文化、运河文化等，众多传统文化资源经过长期交融，文化资源互补整合，区域内文化同根同源，也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基础，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
第三，发展文化旅游能够促成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利益增量。跨区域合作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共同合作产生利益增量。利益增量是区域合作的基本驱动力，也是维系合作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长三角区域具备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基础，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奠定了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利益增量基础。
第四，发展文化旅游的政策瓶颈小，利益冲突少。文化旅游产业已经突破了传统旅游业的范围，它综合性强、产业链长，是一个多方位、多层面、多维度的大产业。同时，文化旅游也是开展区域合作和对外交流的重要支撑平台。在长三角一体化大背景下，发展文化旅游有望成为区域合作的“润滑剂”和“新增长点”。
第五，文化旅游产业是服务性产业，与民生直接相关。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挥文化旅游业自身强大的产业辐射和联动效应，不仅能够强劲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区域产业结构，而且能有效改善民生，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不断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体验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二、加快文化旅游先行先试，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第一，完善跨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建设。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协调作用，加强三省一市各级管理部门之间的配合，破除行政弊端，创新跨界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权责明确、执法统一、监管有力的管理体系。在先行先试区域，加快建设开放协同的市场环境，建立健全更有力的合作与推进机制，在已经形成决策层、协调层和执行层“三级运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常态长效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先行先试区域的竞争力，率先实现长三角一体化体制机制先行先试。
第二，编制统一的旅游发展规划与旅游服务体系标准。以先行先试区域为试点，通过深化市场监管合作，提升区域信息覆盖和共享程度。通过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引导产业错位发展，强化区域间有机联系，提升区域内互联互通水平，建设一批形象统一、标准统一的旅客服务中心和集散中心，联手打造生态走廊、风光带和休闲度假区，推动长三角区域服务标准一体化先行先试。
第三，提高跨区域合作的利益增量。要提高跨区域合作的利益增量，强化区域内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引流作用，扩大旅游目的地影响范围，形成形象、营销、客源、设施等共享的运营机制，延长游客在先行先试区域的游览时间，从而增加区域的经济利益，实现合作共赢，丰富长三角一体化利益增量的内涵。
第四，推进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畅通先行先试区域的交通路网，改造“断头路”，建立区域联动的交通体系；建立规范统一的服务等级体系，形成整体、综合和全方位的服务功能；在机场、高铁站、市中心商业区、高速服务区及主要旅游景区等人流集中区域增设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并完善景区、线路、交通、气象、安全、医疗急救等必要信息和咨询服务；设计并统一使用具有先行先试区域特色的标识牌，增强区域的科普解说功能，提高区域文化内涵的传播广度与深度；提高旅游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进行标准化的联合培训，强化服务的整体感。为长三角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先行先试提供推广经验。
第五，强化跨区域联合营销行动。健全机制，建立先行先试区域旅游联合营销的运作机制；树立品牌，联合打造先行先试区域江南水乡文化旅游品牌形象；借助大型节事活动，构建区域文化旅游联合营销的新载体；大力应用新媒体技术，不断创新区域旅游联合营销的新手段。全面树立长三角区域旅游营销的共赢理念，形成长三角跨区域合作先行先试的重要经验。
第六，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品。在区域重点发展康体养生、度假休闲、体育休闲、生态休闲等旅游产品。先行先试区域地处江南水乡，湖荡水体资源的生态保护与发展并不矛盾，只要坚持以规划为引领，做好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大文章，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水平实施，适度开放先行先试周边湖荡岸线，合理配置生态休闲设施，推进一批康养度假、水上运动、户外游憩等项目，提高区域先行先试的显示度。
我们相信，通过文化旅游的先行先试，将有助于解决目前区域一体化过程中问题和难点，为长三角一体化先行先试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进而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有力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院长高峻教授、郭鑫教授）
文化张力与江南地域的变迁
江南地域的边界是变动不居的。自古以来江南地域经历了从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历史过程。秦汉时期，江南在中原人的眼光中仍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化外蛮荒之地，汉代司马迁《货殖列传》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之说，应该是当时的普遍认识。历史上最初以江南为地名的是唐朝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其中之一便是江南道，这是一个大江南的地理概念，囊括今天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相对于拥有九个道的北方而言，江南在国家财政上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这个情况，随着大运河功能的日益显现而迅速改观。开元二十一年（733）江南道一分为三：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政区划分的从大到小，显示江南经济重要度的提升。唐代后期以降，江南粮食便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运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加强了江南沿运河城市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亦加大了当时江南地区接受北方先进文化辐射的力度。因此，可以说大运河的存在第一次奠定了江南地区内部网络联系的基础，同时也初步塑就了江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性格。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已南移。“江南卑湿”已演化为世人向往的“梦入江南烟水路”。明清时期，江南已是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最迟以江南为行政区划的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的江南省，辖区包括今江苏、安徽二省，当然也含有今天的上海，不过存在时间不长，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就正式分立为江苏、安徽两省了。
江南地域的变迁除了行政因素外，还受自然地理与经济、文化等要素的影响。古往今来，约定俗成的江南地域是指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环太湖地区，它首先是个自然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区域市场体系的概念，与行政区划并不完全重合。
对于江南而言，16世纪以后，沟通东西部的长江所起的作用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同时，海运在商业贸易中的作用亦得以凸显。苏州作为江南中心城市的时代，江南区域内部的整合加速进行。在江南区域整合的过程中，除了市场之外，文化也是一双无形的手。
环太湖地区有网络状水系相联，水系不仅为载运物资，也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随着苏州市民文化的繁荣，明末清初兴起的苏州评弹成为苏州的“文化品牌”，通过说书人“走码头”，深入到江南的每一个细胞中去，推动了江南地域内文化的整合。评弹艺人在一个地方演出，根据书目，其演出周期少则十余天，多则数月。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口流动小，演毕就要变换场地，而且数年内不会再重复莅临。这就是评弹的“走码头”。苏州评弹分为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现在所知大约有150多部长篇书目。试想江南人自小至老听着差不多同样的书目，三国、隋唐英雄故事，白蛇传、珍珠塔、玉蜻蜓的传统伦理，在江南人心中滋养出了同样的价值观，伦理观。
苏州文化品牌以其的高雅、精美流行起来，苏州人喜欢的服饰、器物、字画、古玩、优伶等，都有品牌产品，引领着时尚，以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文化品牌的传播，超越了环太湖地区的江南，对周边城市或区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而周边城市或区域则有着向中心聚集的内聚力。执商界牛耳的徽商，就源源不断地把苏州文化品牌输送回徽州，以致女人服饰“则六邑各有所尚。大概歙近淮扬，休近苏松，婺黟祁近江右，绩近宁国。而歙休较侈，数十年前，虽富贵家妇人，衣裘绝少，今则比比皆是，而珠翠之饰，亦颇奢矣。大抵由商于苏扬者启其渐也。”苏州与徽州等地的互动与相互认同，长三角或者说大江南已初具雏型。
太平天国战争后，上海取代传统时代的苏州成为江南的中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机器大生产和金融业、海运业逐渐成为上海经济的命脉，其辐射力更为强大。作为上海文化品牌之一的苏州评弹，曾先后在安徽合肥，苏北海门、启东、浙江宁波等地落户，建立演出团体。在新的时代里，江南由小而大是富有历史逻辑的过程。一个以上海为龙头，囊括苏、浙、皖的新江南——长三角正在崛起。富有张力的江南文化必将为长三角的一体化国家战略作出新的贡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唐力行教授）
西欧城市群发展的区域协同体系
城市群是现代西方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逐渐向深度发展的产物，是实现区域分工与合作最显见且富有效率的空间组织形态。在西欧、美国和日本，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城市群，这些都市连绵带不仅在国家经济格局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成为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空间形态。在这些“高度”城市化与“低度”城市化相间绵延的区域里，经济专业化和产业分工较为明确，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交流便捷频繁，吸引大量人口生活在其间。
城市群的兴起及其格局形态，不仅与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相关，而且是地理区位、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侧影。地理形貌与政治文化传统不同的西欧，诸城市群在产业类型、管理模式、协调机制等方面，均有颇为显著的差异。如法国的巴黎城市群呈“极核网络化”模式，拥有悠久经济、政治和文化优势的巴黎，在其中理所当然地据有中心地位；地方有着高度自治权的荷兰，城市群则呈“多核网络化”模式，区域内各城市彼此独立，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政治统一和工业化较晚的德国，城市林立且规模较小，产业分工明确，没有任何一个具有明显的支配性地位。但有目共睹的是，无论是伦敦和巴黎的核心城市驱动式，还是荷兰和德国的多头并进式，西欧诸城市群自兴起以来，在带动区域产业调整升级和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发展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的经验，对后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国家，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第一，合理的产业分工定位。战后工业化的持续累进、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以及通过城市规划的引导，西欧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定位渐趋明确，核心城市制造业不断外移，成为金融保险、专项管理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巴黎中心区域的主导产业是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经济总部和研发机构，政府管理部门和文化轻纺企业环绕在中心区域四周，工业和生产服务型产业分布在市郊或卫星城。这样，既有效地疏解了市区的人口、交通和环保压力，又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和职能分工。如今，巴黎城市圈呈现高端服务业-都市环保制造业-生产或休闲地带的阶梯级模式，重化工业转移至遥远的城市外围。伦敦亦复如是，金融与服务业是这座巨型城市的核心职能，在它的辐射和带动之下，具有深厚传统产业基础的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城市，较为顺利地实现了转型。
第二，建立起发达的区域基础设施体系。高标准现代化的区域基础设施体系，在欧洲城市实现功能网格化与集约化方面发挥着骨干的作用。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城市群都建立了发达多元的交通通讯体系，极大便利了区域的物资、资金、人员、信息交流，提升了空间和产业布局的集约性和多样性，促进了聚集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的一体化程度。
第三，区域组织协调机制的有效建立。优化城市空间与产业布局，引导区域规划趋向合理，是欧洲各大城市群的重要经验。欧洲城市群的规划协调，建立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基础上，展现了良好的效果。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是伦敦地区规划咨询机构，英国议会先后通过的《绿带法》《新城法》《规划与强制收购法》，对今天的伦敦城市形态的影响清晰可见。法国巴黎建立了“地区整顿委员会”，出台了《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大巴黎计划》等方案，对巴黎城市带的城镇规划、产业布局和人口流向，都施予了直接的影响，极大地促动了区域协调，解决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人口、交通和环境等问题。
如今，欧洲各大城市群，均是各自国家最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中心，这里集工业、金融、商贸、文化职能于一体，充分发挥聚集经济的强大效能，是新技术、新思想和新风尚的源地，在区域、国家乃至世界层面，皆扮演着枢纽地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积淀的成功经验，对当今正大踏步走向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中国，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洪庆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