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研究《孟子》文本中的酒哲学为主题的论文大概是和酒本身的精神离开比较远的……
我们通常所见的哲学论文或者哲学著作，虽然就其内涵而言也许离开哲学很远，是一堆哲学黑话的堆砌，除了作者和编辑，没有更多的人阅读它们，但它们的确展现了这种工作方式。
说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不言之教，也许过于高深，也会压迫目前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的生存空间，而且，也会容纳许多欺世盗名者（因为离开了文本，我们无疑更加难以印证哲学的水准），但无疑是值得主张和尝试的。因为那就是哲学。
所谓实，也就是实际、实践、现实。所谓思，主要表现为理论，缺乏系统性的、处于零碎状态的可以称之为思绪、灵感等。从某种角度讲，实与思即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无疑这个话题实在太大，在做出必要的界定之后，我们必须强调，本文所说的还是实与思，不能简单等同于实践和理论。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虽然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已经是老生常谈，但也似乎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遗忘。我们哲学界迷恋于史与思，以种种借口躲避直面现实——无论这现实是惨淡的（姑且借用鲁迅语）还是辉煌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哲学教育目前遇到的困境。今天我们或许需要再一次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史与思的危险
我们不妨直说，实与思所针对的，首先就是史与思的提法。这种观点认为，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哲学史的回顾和总结。一定程度上哲学就是哲学史。所谓思就是对哲学史的思索，具体而言，就是对哲学史上的人物、文本、流派、现象的思索。
这种观点有其长处。比如它可以训练研究者对哲学史的熟悉程度，可以训练学生基本的哲学思维，因此尤其重要。同时，基于要创新和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原因，回顾哲学史亦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研究者很可能不仅仅是在重复哲学史上的论证，而且也许会将哲学研究倒退一百年——因为他们运用了早已被抛弃的哲学论证。对于哲学研究者，这些是必要的基本功。但熟悉了哲学史，是否就意味着哲学创造呢？也许这么说会面临反驳：你如何知道这么做不会产生哲学创造？但我们不必纠缠于这种论争。
史与思的论断所包含的一个预设是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认为世界从绝对精神开始，经历一番我们已经熟知的“正反合”的过程，外化出整个世界。他所说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实就是以他的本体论、世界观为前提。后来产生的东西不断否定前面的东西，但却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否定，也就是扬弃。这在哲学史上就表现为前面的哲学体系被一个一个地抛弃，但其实是以各种方式被吸收到了新的哲学体系中去。无疑，黑格尔有资格这么说，毕竟他有整个绝对精神的哲学体系作为担保。可是，对于一般人而言，那么说就蕴含着某种危险：你是否也有类似的预设？这不是说有预设就是错的，而是，你的预设和你的世界观是否一致？
史与思的提法在简略化的同时，也将史的范围严重缩小了。不知情的读者第一次看见史这个字，天然地会认为这是“历史”的简称。这没错。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历史？我不是历史系的，但根据了解到的一些皮毛，就可以知道历史包罗万象。有政治史，至少告诉了你朝代更替；有社会史，关注着帝王将相之外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几乎人类生活涉及什么，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近期咖啡也在中国呈现弥漫之势，似乎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星巴克，在大型火车站星巴克已经成为标配了。我这里的重点在于，还存在咖啡史。也就是说，历史本质上包含着人类的一切活动。
但是，史与思的提法中的“史”指的是哲学史，甚至不是思想史。哲学无论多么重要，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只是人类诸多活动的一个部分。认为唯有哲学史才有价值，才是思考的对象、思想的来源，无疑是狭隘的。
当然，我这观点会面临诸多反驳。其中两个反驳是，提倡者认为，他们所说的思不是一般的思想或者思考，而是哲学思考或者哲学思想，因此，其对象当然是哲学史，而不是一般史。这是其一。其二，提倡者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这不是说哲学不存在于人类生活中，或者哲学不重要，而是说，哲学不是哲学学科，不是咖啡（所以哲学史不是咖啡史那样的历史），不是书籍（因此哲学史不是图书馆史那样的历史），哲学之弥漫于人类的生活中，如盐融于水。我们可以说人类的生活有没有哲学味，而不能说人类有没有从事哲学。事实上，人类从事专业的哲学也是现代的事情。虽然我们说柏拉图设计出了“哲学王”，但那不是专业哲学。专业哲学就是如今在科研院校里依靠发论文、教学生得以存活的哲学。
应该说第二种哲学观更加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但是，以此方式理解哲学，却和史与思的提倡者的具体做法相违背。他们仍然迷恋于已经被哲学经典化的文本，比如《论语》《孟子》《庄子》等等，而不愿意直面历史上的人类活动本身。我们很少看到以孔子的生活为对象的哲学著作。换而言之，以上两个反驳内部其实存在着紧张——认同某一种势必一定程度上反对另一种。从史与思的提倡者的实际行动而言，他们信奉的是第一种哲学观。
史与思相结合的一个表现是强调“论从史出”的观点。广义上所有的现实都是历史，但这里的史却主要指的是哲学史、理论史。于是我们发现所谓的“论从史出”本质上就是“论从论出”。当然这也未尝不可。可是如果因此而为躲避对现实的反思提供辩护，那未免走过了头。比如，人工智能是一个崭新的话题。我们承认古代的哲学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思考类似问题以启发，但我们显然不能说古人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答案。事实上，问题和答案一样，都是新的。我们也不否认也许存在着永恒的、一劳永逸的答案。比如我相信有的研究者会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性身上，因为人的贪婪等等导致了当代问题。“以史为鉴”之类的谚语也从一个角度佐证了这点。但是，这显然是一种比较懒惰的答案。我们还是主张，问题和答案都是新的。
文本化的工作方式不是哲学的正道？
我们的观点马上会遇到新的反驳。批评者指出，我们可以
（下转14版）
（上接13版）承认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将其非学科化，但那只是哲学的存在方式，就我们的研究方式而言，难道最终还不是表现为文本？正如绘画的最终成果是图画，虽然画家也要读书；摄影家的最终成果是照片，虽然他们也要游山玩水；哲学的最终成果必然是文本。而且，你（也就是本文作者“我”）虽然在提倡真正的哲学，可是，还是需要以一篇文章的方式展现你的观点和思索。以文本化的方式主张非文本化，你犯了语用学矛盾。就像你和小朋友玩捉迷藏，问：“房间里有人么？”小朋友天真地回答：“房间里没人。”成人马上看出小朋友自相矛盾了。
目前所谓哲学主要是文本化的研究方式。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这里面存在着三种强度的文本化。
最强强度的文本化是无论研究对象还是表现形式都是文本。我们通常所见的哲学论文或者哲学著作，虽然就其内涵而言也许离开哲学很远，是一堆哲学黑话的堆砌，除了作者和编辑，没有更多的人阅读它们，但它们的确展现了这种工作方式。无论其研究对象是《孟子》还是《理想国》，总之是文本。而研究者仍然习惯于写出论文或者著作来表达其思考。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双重文本的工作方式所具有的内在差别。一种类型面对的是经典的哲学文本。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林中路》等等，其作者本身就是毫无争议的哲学家；一种类型是面对一般化的文本。从学科的角度看，对这些文本的归属甚至存在争议。比如《文汇报》上的一篇散文，也许是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但是，它显然也可以纳入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对于后者我们目前的关注度还不够。
居中强度的文本化是面对所谓的生活世界，但是其产生的结果仍然是文本。注意，所谓生活世界，并不只包括当代的、目前的，也包括历史上的。换言之，就是将人类的一切历史和现实都包括在内的世界。比如我读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想对上海的石库门进行哲学研究，虽然最终没有做成，但就其对象而言，已经不是通常所说的哲学文本，甚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本，而是建筑。
但是，这种工作方式仍然存在着文本化。不仅仅其结果是文本，而且在工作的环节中，仍然需要将非文本化的对象转化为文本。以石库门的哲学研究为例，当时我的意图是从中窥见上海文化中西交融的特征。显然，我们还是需要用一套文本化的观念来刻画石库门。比如，指出某个特征是传统的，某个特征则是西式的，等等。哲学研究即便在素材阶段，还是需要大量依靠文本，也就是记下很多笔记，主要表现为文字的笔记。这点和以素描为组成部分的画画很不同。
还比如，近期上海哲学界举办了两期以酒为主题的哲学讨论会。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哲学文本化研究方式的突破。翻检其论文，大部分文章还是在讨论文本中的酒，甚至经典哲学文本中的酒。比如，有一个作者写了《孟子》中的酒，思路新奇，显示了其对《孟子》的高度熟悉。但是吊诡之处是，以研究（经典）文本中的酒哲学为主题的论文大概是和酒本身的精神离开比较远的。
最弱强度的文本化工作方式是在研究对象、研究环节和研究结果三个组成部分上都尽量少地出现文本。但困难之处在于，这种最低强度的文本化显然不符合今日哲学研究的要求，越是成功做到这一点的，越是难以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甚至越是不能被找到。
我们应该看到存在着如上三种哲学的工作方式。目前我们习惯于第一种，尤其是以经典化文本为对象的研究方式。如果我们要开拓哲学研究的范围，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绝不是学院内部的事情，那么后两种工作方式乃至存在方式也需要注意并加以实践。说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不言之教，也许过于高深，也会压迫目前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的生存空间，而且，也会容纳许多欺世盗名者（因为离开了文本，我们无疑更加难以印证哲学的水准），但无疑是值得主张和尝试的。因为那就是哲学。
这么说是不是在提倡蒙昧主义？是不是和哲学是反思、哲学是理性的运用等等这些关于哲学的基本认识相矛盾？也许当我们在说哲学是反思的同时，还要说反思是实践。如果说完全主张哲学是无字之术是勉为其难，我们只需知道有这么一种哲学方式就足够了，那么我们至少要知道并牢记：反思是实践。这绝不是将理论和实践相混淆，而是说当我们在电脑上敲下这些哲学性的文字时，我们以某种方式涉及了实践。文本化的哲学工作方式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因为那只是实践的一种展开形式。
写作在实与思之间，距离思更近。我所说的实主要指的是哲学研究应该面对现实。也就是在本部分所说的第二种或第三种强度的文本化所面对的现实。由于目前我们的哲学工作方式主要是第一种强度的文本化，姑且认为反思也是某种实践。这与其说是某种权宜之说，不如说是在更大的背景内赋予通常的文本化的哲学研究以合法性。
关于为什么哲学研究必须采取文本化的进路，有一种思路并不否认现实作为问题的源泉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思路认为，现实给予的刺激必须学术化。而学术化对哲学而言主要是文本化，否则我们的哲学研究就变成社会学调查了，甚至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了。对此，我们的疑惑是，为什么对于现实问题的疑问必须通过回顾历史、特别是思想史、哲学史而获得解决？孟子怎么说在修辞上可以丰富我们的回答，但是在逻辑上就犯了以权威为据的逻辑错误。如果说这种解答是一种论述策略，目的是为了避免和现实情势之间过于紧张，是文人的雅兴或者自保措施，那只能说这是某些学者自己的选择，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如此而已。不过，当青菜太多，萝卜就成了稀罕物。我的意思是说，将现实刺激变得学术化，文本化的处理方式过于频繁时，将现实刺激直接以自身的思考“怼”过去，倒是更加珍贵的。
哲学教育的目的应是实践
近期有两个事件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是有北大哲学系学者发表了关于哲学何为的论文，并且被《新华文摘》转载。文章的基本意思是，目前的哲学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专业学者，而忽略了哲学的普及功能。哲学做得越好，离开公众越远。这种情况使人疑惑：这是好的哲学吗？（张志伟：《哲学学科的繁荣与哲学的危机》，《新华文摘》2018年第12期）
另一件是网络上出现的毕业季各种恶搞。比如一个穿着研究生学位服的男生在路边摆摊，标牌上写着：“哲学硕士，精通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分析哲学，求包吃包住的工作。”如果联系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个场景显然意有所指。
有学者严肃地指出，如果真的精通德国哲学、古希腊哲学或者分析哲学，那么，好工作多的是。但是一个硕士精通任何一种哲学都是困难的，遑论数种。这显然是个编出来的段子，因为并没有哲学硕士这种说法，只有西方哲学硕士、中国哲学硕士等具体的名称。
也许我们可以推论出的一个疑问是，没有精通任何一种门类哲学的哲学系硕士毕业生，是否毕业即失业？他的失业，如果不考虑外在的因素，究竟是学业太专一还是太“万精油”？
这是在说哲学教育的目的问题——显然太大。除却哲学是培养理想人格之类的老生常谈，就现在我们讨论的具体内容来看，不禁要问，哲学教育究竟是培养直面现实的思考能力，还是直面文本的分析能力？
如果笼统地回答是与非，则与事实不符。也许我的答案比较悲观：我们的哲学教育不仅逐渐丧失了培养学生文本分析的能力，而且，也以低俗的、廉价的所谓阅读经典掩盖了培养直面现实能力的任务。
在史与思相结合的视野中，哲学至少是阅读文本、分析文本的。然而，在传统文化复兴热的背景下，这个任务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文本被局限为传统文化，更被缩减为儒家文本（甚至是野路子的）。关于现代版《三字经》的争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点——对《三字经》中若干不适合于今日的成分略作删改，明明功莫大焉，却被人污蔑为损害传统经典。事实上，在史与思相结合的视野中，史即便是哲学史，也不是儒家一家所能规范。虽是常识，今日仍有重申之必要。
黑格尔认为，后起的哲学体系吸纳了前期的哲学体系。当我们回归儒家经典的时候，须注意后世的思想史、哲学史对其展开的批评，而不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理论预设和实践展开之间真正存在语用学矛盾了。
也有人认为，提倡国学正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索。他们认为，现实存在问题，比如道德衰退、传统文化不彰，所以提倡国学。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问题，不可能在此一一解答。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再创造来回应这些问题呢？哲学的工作方式也许还是需要文本化，但这些文本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撰写的呢？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中国而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时代精神不可同日而语。除去两者内涵的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当时的人们自己创造的。这才是真正的现实，真正的哲学的对象。
因此，哲学系毕业的学生的长处不在于他们学了很多哲学史的知识，而在于他们被训练了能够直面现实的思考能力。这显然是一个人尽皆知的观点。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是，授之以渔本质上是手段，目的还是鱼。只是直接给鱼，无论多少年的教育都不够，因此就教授了获得鱼的方法论。在史与思的视域下，直面现实的任务反而被遗忘了。
当我看到我们的学生辈写着和我们的老师辈一样的哲学论文，比如“《孟子》人性论研究”“《庄子》政治哲学研究”，我就想起很久以前一位学者的比喻：现在很多人在争论动车为什么不开，却忘了自己正处于动车之上，一日千里。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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