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中国经济奇迹发生原因和影响因素的探讨，大多集中于政府治理之外的领域，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进步等，却对改革举措背后更广阔的市场环境改善、改革与政府的支持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改善、诚信体系建设等研究相对不够。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早期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向外部世界的“邯郸学步”，表现为“边试点、边改革、边推广”的试验过程；第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激发，各方面改革先后取得了不错的绩效，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误以为成功更多的是因为“日益重视市场、不断弱化政府作用”。
事实绝非如此。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市场重要，政府也很重要，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在不同维度和层面发挥不同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奇迹背后还有一些隐性因素值得深入挖掘。
比如，传统的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显性因素。过去40多年来，我们大体是按照这样的基本理论指导来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但隐含在这些显性因素背后的隐性因素，也不应该忽视。
举个例子来说，在该模型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健康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当时的情形是劳动力市场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供给被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城市虽然有较大的劳动力需求，可阻挡在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土地政策障碍、工资政策障碍等，却妨碍了这一市场作用的正常运转。
于是，怎么给劳动力市场松绑，怎样让农民先“离土不离乡”、再前往城市务工，成为当时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接下来，如何让那些高素质、高技能的农民工有序转化为市民，成为改革步入深水区所面临的又一个棘手问题。当下，怎样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问题，又成为新的治理课题。
跳开来看，人口的流动、土地的流转以及工资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房地产市场改革等，所有重大治理领域的改革，都离不开政府推动与社会协同。由此就不难理解，新时代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之，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本专栏文章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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