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之下，王尘无虽有左翼影人、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等多重身份、面相，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有待今人批判、继承、发展，迄今仍是一未知数，而其带给我们的印象，似仍显得有些单调、平淡。
董天野绘《江南才子唐大郎》
在上世纪30年代的“软性电影”论争中，左翼影人王尘无可谓一重要角色。其与唐纳、鲁思、史枚等人一道，与刘呐鸥、穆时英等被定义为“软性电影”论者，展开了激烈论争。在一篇小文中，我曾如是略述其生平事迹：
尘无（1911—1938，江苏海门人），原名王承谟，笔名尘无、王尘无、摩尔、向拉、方景亮等。曾就读于持志大学。1932年7月，与沈西苓等合办左翼电影评论刊物《电影艺术》，另在上海《时报·电影时报》等处发表有大量影评和《电影讲话》《电影在苏联》《中国电影之路》等论文。《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之外，其批评“软性电影”之文，还有《清算刘呐鸥的理论》《刘呐鸥的责任》《夜记之什（一）·“软性电影”的毁灭》《毒药与圣药》等。著有《浮世杂拾》《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王贺：《穆时英研究三题》，《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事实上，王尘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已是中共党员，亦属地下党领导、支持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总盟、影评小组成员。其竭力批判“软性电影”，或属临危受命之举，亦未可知，但诸种电影史、文学史论著并拙文在内，均视之为一早逝的左翼电影批评家，几未注意其有另外的身份、面相。然而，近阅张伟、祝淳翔编《唐大郎纪念集》（中华书局，2019年，下简作《纪念集》）见载唐大郎诗文、掌故，竟发现多笔王尘无研究资料，颇有助于我们打破此前对其形成之“刻板印象”（stereotype）。
唐大郎夫妇60年代初在上海豫园合影。
据唐大郎所记，其与王尘无订交于1933或1934年，“时为细雨溟濛之晨，尘无来访唐瑜，唐瑜为愚介，尘无乃力扬愚小诗之美，为之悚然，盖愚知尘无，工旧诗，文亦清致幽远，如愚犷野，胡足见称。愚平时自傲，恒人誉吾诗佳者，必勿悦，以为彼又何知者。而尘无忽致其颂词，则又惶恐不敢受，患其过奖，而不作由衷论也。”（《愚识尘无于四五年前》）但在此之前，唐已知尘无工于旧诗，尽管其所见者，只限于尘无发表在报纸上的部分，仍“诵而爱之”，以为其“清微幽远，似出晚清人手”。如其病中得诗“白头父老呈霜柿，素手村姑荐蜜茶，不道先生非税吏，病余来看早梅花”，清新质朴,浑然天成，颇为友人津津乐道（《愚识尘无于四五年前》《看梅花》）。
1937年春，由张道藩编剧、黄天佐导演的《密电码》于南京、上海等地放映。当其试映之晨，唐大郎以起身太迟，未及往观，其一友人称“战争场面甚好，口号太多，是一出正经戏也”。而王尘无则“在湖上作《杜鹃篇》”（《〈密电码〉试映》），惜未见此篇全貌，此后似亦未见其有关《密电码》之影评发表。《密电码》一般被认为是国产谍战片的“开山之作”，虽然不一定是“软性电影”，但站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党派政治立场上，要对其作出批判并不费力。
约1947年唐大郎和文艺界人士合影，第一排金山，二排左二、左三为冯亦代、郑安娜夫妇，左四为丁聪，三排左一为唐大郎、左二为张瑞芳、左三为龚之方，四排左一为魏绍昌、左二为张俊祥
王尘无生前亦曾以一帙自订诗集，交邓钝铁（粪翁），并谓“毕生心血，尽于此耳”。其中收诗数百首，大多为作者朱笔删去，只余三十余首，自谓“一生有十首诗可传，则死且无憾”，请邓氏更为删削，最后仅剩十余首。（《尘无删剩之诗》《粪翁遵尘无遗志》）但此说似亦不甚确。因唐大郎另文称，在王尘无亡故后，邓钝铁董理其遗稿，“得诗九十余首”（编者欲更删去二三十首）“《吞声小记》二万余千字”，且“诗经叔范、禹钟校定”，沈禹钟作序，邓氏则为其题跋。
此处《吞声小记》中的“吞声”，即王尘无。1935年末，唐大郎有补白 《听潮白鹭怕雄飞》，称：“王先生近来颇有绮行，其心上人则亦诗亦影，在诗中乃亦及之也。诗云：‘开过蘼芜了了春，佳期正值此芳辰，圈中自有颜如玉，何必临渊羡别人。’”因故有人作调吞声诗，可发一噱。
作诗之外，王尘无亦偶有壮语。在致友人书札中，即有“适当午睡，闻隔岸炮声，极易入梦！”数语，虽寥寥十余字，却被称为“神来之笔”。（《尘无神来之笔》）遗憾的是，近现代文言散文向来较少研究，目前尚不确知尘无之文言文章多否、能入方家之法眼否。
20世纪40年代卡尔登大戏院办公室内的唐大郎
如果说子曰诗云，尚属旧式文人之积习，那么，王尘无还有超越同侪的另一特长，不可不提，此即从事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唐、王的共同好友陆小洛即“常读尘无所辑之报”，且以其长篇小说《江湖艳史》为上，而另一长篇小说《欲海鸳鸯》则等而下之。唐大郎评论道：“尘无所作乃于江湖欲海之间，亦使此公啼笑皆非矣。”并作怀尘无一诗：“记从马路见芳踪，一件大衣像斗篷，无复能诗偏作影，却因相骂颇怀公。江湖艳史双肩上，欲海鸳鸯一望中，不尽沧桑人事也，尘无竟似有尘封！”（《怀尘无》）慨乎言之。而近现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固然受到西洋翻译文学的影响，更导源自中国漫长的说部传统，尤其明清白话长篇小说传统；其作者亦多属与古为徒的旧式文人。
与王尘无日常酬酢者，除上文提及的唐大郎、邓钝铁、陆小洛，至少还有陈灵犀、施叔范、王小摩、李培林、薛白雪、蔡兰言、曹聚仁等人（《诗书画三绝荟萃一堂》《酒令》）。有一次施叔范自华北归沪，适值王尘无返自杭城，诸人宴饮，“席上行口字令，各人念一句古诗，或现成名词，或成语皆可，惟其字中须有口字，或字之构造中，附有口字者”，如唐大郎“诵‘一辆汽车灯市口’，则顺次而数，第五人与第七人皆饮酒，又如灵犀言‘皆大欢喜’，则第三与第四人，各饮两杯，盖欢喜二字，乃有两个口字也。于是有人念浑浑噩噩一语，噩噩两字，每人各吃四杯，而座上杨君，忽念一人名曰‘沙不器’，于是第三人亦饮四杯，一时谑浪笑傲，喧然并作。当入席之始，各人座上，皆有名单，惟并不直写其姓名，而作类如廋语之文句”“愚号大郎，则书曰‘且问郓哥儿’，直以愚为三寸钉矣。又如灵犀曰‘一点通’，蝶衣曰‘金粉’，尘无则曰‘玉洁冰清’，胥出粪翁之手”。（《酒令》）
唐大郎（高唐）《高唐散记·序与跋》版面，刊1947年12月2日《铁报》
1938年夏，早已归乡的王尘无，以病犯沉疴、咳血而死。对其死状、死因及此事如何播闻至沪、友人如何不胜痛悼等情事，唐大郎亦有相当亲切之记述：
战后，兄养疴里门，至上月始闻其将避地来孤岛，吾人方欣慰故人之重来，讵顾望久之，而踪影杳然。昨日粪翁先生得海门朱公羊君来函，谓尘无于上月二十六日晨七时，以咯血过多，致溘然作古。粪翁得书，遂告灵犀，灵犀以电话询培林，培林复以电话询尘无介弟。其弟尘笠，执事于本埠某钱肆，初问尘无如何矣，则谓不久且得家报，三哥虽在病中，然无大碍也，因告以公羊之书，其弟大恸，陡忆一二日前，有乡人来，初未言尘无已死，曷往觅之，一询究竟，以是更觅乡人，乡人固言，尘无已病死，惟渠离乡时，王家人嘱其勿传尘无噩耗，使尘笠伤心也！自是尘无之死且证实，尘笠乃复踵灵犀许，白以乡人之言，尘笠已泣不可仰矣，朋友闻者，无不怆然，今将由至友若干人，为之开一追悼会，又为之延高僧追荐。读吾报者，亦有佩尘无之清才绝调者乎？读此文竟，又岂可不临风雪涕，以吊此凄凉绝世之才人哉！（《尘无以呕血死矣》）
三年之后，尘无遗著《浮世杂拾》乃由长城书局梓行。此书系“长城文艺丛书之一”，由桑弧特为搜集、整理、编辑，以纪念亡友。全书收其《寂寞的街头》《三和尚的死》《卖笛的老人》等抒情散文26篇，另有《小引》、柯灵序言、桑弧所撰《校印后记》。据柯序可知，这些文章是王尘无生前亲手从各报上剪存，“还在稿端注明‘改’或‘大改’字样，预备重加饰润”。但桑弧《校印后记》则称之为“中国文坛”“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中的一个”，还与陆小洛异口同声、咸谓其为“鬼才”，似不免过誉甚矣。
1940年1月23日卡尔登演出《雷雨》后合影,后排左二为唐大郎
《浮世杂拾》一集，未及王尘无之旧体诗文、通俗小说、影评作品，但影评、杂文方面此后尚有《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可作补充。该书末编，另收不少关于王尘无的回忆资料，唐大郎的大量论述当然被遗漏在外，而王氏的诗文、小说之什，至今仍未见结集出版。
其实，桑弧曾有意将王尘无诗集及《吞声小记》两种、施叔范之《酒襟清泻录》及诗稿、钱梯丹之《陇上语》《西征闻见录》及《破家赘录》（均为连载作品），“亦并付欹劂”（《纪念集》误作“欹厥”），“然纸价日增，印刷费复极昂贵，使为其友者，欲偿素愿不可得，即此《浮世杂拾》之产生，盖亦耗桑弧之绝多心力矣”。（《亡友尘无》《桑弧拟印书》）此后终未见下文。印证了唐大郎这番颇有几分预言色彩的甘苦之言。
从唐大郎关于王尘无的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另有一个作为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的王尘无，已悄然浮出历史地表。更重要的是，这多重身份、面相的王尘无，不仅与左翼影评人王尘无同在，而且同为一人，令人殊感意外。此一点，我们不读《纪念集》，或恐难以知悉。不止此也，正如前引拙文所论，二三十年代的左、右翼文人、影人之间，也并未如我们想象得那样势如水火、老死不相往来，而在形形色色的都市空间、公私场合晤面，且在报章杂志、言论空间多所互动（“论争”何尝不是一种互动？），恰恰是其常态，至今犹然。
丁聪画唐大郎（扮演黄天霸造型），刊1947年4月24日《沪报》
不过，唐大郎所熟知的王尘无，只是1933、1934年至1938年的王尘无，且其更表现出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的一面。这也许会给读者一种误会，其在这短短四五年时间，或已发生了某种变化、转折。其实不然。虽然“软性电影”论争至迟于1936年几已尘埃落定，但直至1937年、亡故前一年，王尘无仍在积极撰写影评、剧评，而其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的一面，显然同时系于一身，贯穿于其全部人生旅程（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但在四五年间，一人之思想、人生发生变化者，并非绝无仅有。王氏所批判的穆时英即如此。自1933年夏光华大学毕业，步入职业生涯，至1939年10月返沪，加入汪记、直至翌年身死，其思想观念与人生屐痕一变再变（王贺：《穆时英的职业生涯、收入及其创作》，《上海书评》2018年6月28日；《穆时英职业生涯新证》，《文汇学人》2019年4月26日），整个三四十年代文人的创痛、挣扎、背叛、苟且之运命，似亦已集中于穆时英一人。相较之下，王尘无虽有左翼影人、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等多重身份、面相，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有待今人批判、继承、发展，迄今仍是一未知数，而其带给我们的印象，似仍显得有些单调、平淡。
唐大郎致姚吉光信
但在《纪念集》中，包括王尘无在内的诸多近现代文人、影人、学人、艺人、书画家的研究资料，实不知凡几。该书的文献史料价值，正如我在《纪念集》首发式座谈会上所谈，至少可从以下四个不同的脉络当中来理解：
第一，诗文、掌故写作的传统（尤其明清以降），包括其与出版业、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一般所知之近代掌故家只瞿兑之、郑逸梅、陈定山、高伯雨数人，其实唐大郎亦属个中翘楚，其同时代人如徐彬彬（如《凌霄汉阁谈荟》）、汪仲贤（如《倒灶室笔谈》）、林庚白（如《双梧书屋笔记》）等，亦有不少掌故文字发表，有心人正可衡短论长、仔细商量。
第二，通俗文学的脉络。唐大郎笔下对张恨水、秦瘦鸥、包天笑、潘柳黛、苏青、张爱玲等人，都有很多记述和评论，对我们认识这些通俗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三，电影、话剧、旧剧（曲）生产的脉络。本文所论王尘无即是一例，至于费穆、桑弧、洪深、欧阳予倩、舒湮、梅兰芳、荀慧生等艺苑名家，此集中亦有不少笔墨，可助识者综合新旧文献，构会甄释。
第四，在四五十年代文学和社会的转折中，小报和小报文人如何调适、妥协直至失败的整个文学生产场中，重新审视其作为另一种现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及限度。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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