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立足我国实际，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谈几点看法。
学术体系构建要突破零和思维
我们今天讨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西方的学术体系，也不是要取代西方已有的学术体系，而是在植根当代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原创思想。这些学术体系、原创思想不仅能解释中国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能解释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是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基本规律的判断和把握，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模式异质性的尊重和理解，终将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
如果认为我们今天要建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为了取代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会误入歧途，甚至南辕北辙——因为，尽管每一个国家、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不同的，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明文化都蕴含着人类发展进步所依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这些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有相同相通之处。
应该说，另起炉灶重新建构新的学术体系，既无必要也不可行。我们需要给西方学术充分的空间和足够的尊重，在更大的平台上平等交流、优势互补，而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地全盘否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作为人类整体知识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丰富和发展，有利于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有利于更好地解释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的作用。我们所要建立的学术体系，除了需要具备原创性、民族性，也要具备开放性、包容性，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这样的学术体系，才具有与时代同步发展的生命力。
知识创新亟待打造国际化的出版系统
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把每个国家和民族已有的文化系统化、理论化、制度化、价值化的过程。这些思想、学说、理论，既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那么，人类精神成果系统化、制度化的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在我看来，就是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认同机制彼此之间协同创新的结果，其中知识生产包括了生产什么知识、如何生产知识等问题，知识传播包括了传播路径、传播方式、传播载体等问题，认同机制则包括了如何形成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等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性工程。高校人才荟萃、底蕴深厚、智力密集，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阵地，但考虑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生成机制，有必要更加充分地认识学术出版对于三大体系建设的意义。中西方学术发展史都表明，一门学科，一种理论，或者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学术范畴的出现并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往往离不开学术刊物等学术出版平台的支撑。
就目前而言，我们对于知识生产要素、机制和流程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比如说，教育部学科评估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国际化。知识生产的国际化，意味着要与各国杰出学者联手解决问题；人才的国际化，不仅自己要走出去，还要把其他国家的优秀人才引进来；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要把学生送出去，同时也要想办法吸引更多国家的学生；等等。但是否只有高校才能承担起中国学术国际传播的任务，继而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显然并非如此简单。可以认为，即使中国大学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国际化，即使知识生产已经成为世界一流，但只要知识传播没有实现国际化，那就还不是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体系。
如果认识到整个知识生产/文化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的话，那么，就应该对出版这样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重要环节提出国际化的要求。我们的出版，不能仅仅是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更应该面向全世界学者，吸引他们自愿到中国来出版他们的作品。如果中国的出版社既能“请进来”又能“走出去”，真正成为中外知识交流、汇通与融合的中枢，那么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就会更加容易实现。
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构建，高校固然责无旁贷，但出版界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构筑平台、创造条件，也要独具慧眼、打破国界、引进资源，为回答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学术体系构建非一日之功
对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学而言，其学科建制不过200年左右。历史学的学术规范化发生在19世纪，整个学会制度的建立、期刊的创办、人才培养体系的形成、对外传播方式的确立，都是在这20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的。事实上，西方学术界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在探索构建学术体系。
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都有造假现象，在古代希腊就有伪亚里士多德、伪狄奥尼索斯；在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有大量的造假，比如考古造假；到了19世纪，艺术品非常发达，造假也更多。但是，不能因为有了造假，就说西方文明是虚构出来的。从学术史来看，这些造假不是主流，不是大势。
真正的大势是如何构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学术体系，诚如布罗代尔所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在知识和解释的平衡尚未恢复时，历史学家将始终难以解开世界史的难题，即欧洲优先的起因。这正是中国史学家李约瑟的苦恼。他研究的科技史相对来说比较明朗，然而他为确定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也很费劲。我以为有一点可以肯定，西方和其他大陆间的差距是很晚才拉开的，把这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合理化’，显然过分简单了，尽管我们今天持这种倾向的还大有人在。”
可见学术体系构建绝非一日之功。文化爱好者说西方文化是伪造的，可以置之不理，但有些大学学者也说这种话，是非常可悲的。宗教信仰中的耶稣本身就是一种形象构建，与历史中真实的耶稣并不一致，问题在于怎么构建。耶稣形象构建得这么完整，对整个西方学术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西方学术之所以走到今天，构建这么精致、传承这么有序，我们一定要研究它各个方面的建制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搞清楚了，我们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因为我们做的目的不是取代它，而是给人类的发展提供多一种道路、多一种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途径、更优的选择。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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