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专访陆建非:抗疫热词怎样避免“误读”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0-02-21浏览次数:10

来源;上观新闻 2020年2月21日

标题:专访陆建非:抗疫热词怎样避免“误读”

记者:夏斌


跨文化交际中,要有意识地避免“科盲”引发的心理恐慌,甚至激发文化冲撞

连日来,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积极评价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努力。诸如“逆行者”“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也成为热词。

抗疫热词如何准确地翻译成英语?长期从事跨文化交流研究的陆建非教授,从“微言大义”谈起,一步步将思考引向深入。


「要有“炼字”的意识和能力」

上观新闻:“逆行者”这样的热词,怎么翻译比较好?

陆建非: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逆行者”一词不能“硬译”。我关注到国内外英语媒体的一些译例,如将其翻译为“不同于平民跑的方向,一头冲往灾害的英雄”,或者“逆向奔跑的最美丽的人”。无一例外,都用了一两句话来解释,而不是严格对应中文。可见,通过“意译”才能“达意”。

上观新闻:“火神”和“雷神”又该怎样翻译?

陆建非:“火神”和“雷神”在中西文化中的渊源、寓意不尽相同。我建议,由汉语拼音译出为妥,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国速度和中国特色。

海内外媒体在语言切换上的一些差异,反映了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乃至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我们在阅读和传递信息时,应当提醒自己:既要知己知彼,也得有“抠字”“炼字”的意识和能力。


武汉火神山医院医护人员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   新华社发

上观新闻:在外媒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您会担心“错译”“误读”吗?

陆建非: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有些外媒此前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英译过于草率,甚至带有歧视和偏见。事实上,始于1976年后又多次暴发的埃博拉病毒、2003年流行的SARS、2012年发现的MERS,都是由世卫组织对病毒引起的疾病予以科学规范命名,而对新发现的病毒命名则由独立于世卫组织的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来承担,为的就是力避歧视和误解。

1985年,英国在本土首次发现疯牛病毒。有人将其称之为“英伦疯牛病毒”,英国政府立马抗议,英国民众也很不高兴。后来,世卫组织就规范定名为“疯牛病”,医学上也称为牛海绵状脑病。

任何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不是国家和种族之间的问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有意识地避免“科盲”引发的心理恐慌,甚至激发文化冲撞。疫情当头,“地球村”需要的是集体智慧、共同行动。

「翻译是语言切换的再创作」

上观新闻:回顾2019年,有机构专门评出“十大翻译热词”,其中包括“不忘初心”。这一具有中国风格和时代印记的词语,能否得到准确译介? 

陆建非:“2019年十大翻译热词”是由《英语世界》发起评选的。翻译是两种语言切换的再创作艺术,见仁见智。如同“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如何翻译“不忘初心”,也不乏可圈可点的多个版本。

例如,有人建议借用“Stay gold”来强调要像金子一样,无论环境怎么变化,不改本色。这和一个经典翻译相类似。2005年,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他送给毕业生一句话“Stay hungry,Stay foolish”,直译是“保持饥饿,保持愚蠢”,意译为“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在中华大地上,“不忘初心”具有更明确的指向、更重要的意义。据我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翻译时吸纳了众多海外专家的意见,“不忘初心”的英语译文最终定为“永远不要忘记你为什么出发”,通俗简约,达意得体。

上观新闻:我们已经进入鼠年。老鼠在中国被赋予具有灵性、生命力旺盛等美好的寓意。西方文化又是怎么看待鼠的? 

陆建非:在英语世界,老鼠具有敏捷、机灵和狡猾的喻义, 因此便有了“一只老鼠不只有一个巢穴”的谚语。同样的意象,中文里常用“狡兔三窟”来形容。在中国人眼中,老鼠往往与“小”联系在一起,因此成语“胆小如鼠”可谓老少皆知。

不过,不同的文化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汉语中有“富宅肥鼠”的说法,英语里则有“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说。

应该说,英语世界的“厌鼠情结”并不是很强。例如,当讲到小人物有时也起大作用时,有句源自《伊索寓言》的英语谚语可直译为“狮子也有感谢老鼠的时候”或者“狮子也有依赖耗子的时候”。所以说,在迪士尼乐园中,米老鼠和狮子王常常同时亮相,这也就不奇怪了。


法国发行最新版鼠年生肖邮票。       新华社发

「语言教学实质上是人文素养的教育」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好的译者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陆建非: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翻译应该说没有“标准版本”。很多作品主要靠译者的理解,实现所谓的飞跃和抵达。这是陆谷孙先生的讲法。译者要飞跃起来寻找着陆点,觉得哪个着陆点适合了,那就可以降落抵达了。

高质量的翻译更多的是一种半创作能力,基本要求是“信达雅”,要忠实原文、措辞典雅、表达流畅。这对译者的综合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觉得,译者首先得是个杂家,要有阅历。这个阅历包括生活和阅读两个方面,要善于跨界理解,擅长思维方式的切换。

对母语的虔诚至关重要,掌握程度永无止境。一些译者对英语能够钻进去,但母语的表达实在是功力不够。我的看法是,万万不能以牺牲母语为代价去一知半解地学习英语,更不要盲目地推崇英语。


第34届哥伦比亚国际信息与通信技术大会上展示的语音实时翻译机。   新华社发

上观新闻:在当代中国,英语特别是英语教育的地位是不是过于拔高了?

陆建非: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越是全球化,英语的地位应该说越不会削弱。对英语课程的评价,我们应该避免情绪化的抱怨、宣泄和误判。学习英语确实推动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不应该过多地人为干扰英语课程的发展规律。面向未来,应当提倡一种以母语为主导、英语相伴相陪的教育氛围。

上观新闻:当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低幼儿童学英语的现象,这会不会影响母语的传承?

陆建非:从心理学、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在正式发育之前学习外语都不算太晚。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生理概念,叫布罗卡斯区。

研究显示,人在3岁至12岁间学习语言的时候,会直接把相关词语存入脑子里一个叫布罗卡斯的区域,这个区域专门负责语言功能。12岁之后学习的话,这个语言的信息就无法直接储存到布罗卡斯区,而只能来到记忆区。记忆区和布罗卡斯区要打通连接,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此,3岁至12岁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可称之为黄金时段。在西方世界,拉丁语盛行的时候,一些国家会把学习外语当作青春期的标志性仪式。

青春期之前的小孩,既能接受多种语言,也容易自如切换。我到外国访问,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个国家是卢森堡。卢森堡位于欧洲西北部,是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那里的孩子会说卢森堡语、法语、德语、英语,而且切换时不会发生混乱,恰恰证明了这个理论。

总的来看,语言是思维的方式、交际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任何类别的语言教学实质上是人文素养的教育,其魅力在于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美,使学习者“习得”而非“死记”,进而渐渐地敏于观察、善于思考、乐于交际。

「多元文化生态既是现实也是趋势」

上观新闻:在跨文化交流中,除了提升外语能力,还要注意什么?

陆建非:前一段时间,我连续三天参加了一个中小学生英语五项大赛。哪五项技能呢?写作、面试、主持、演讲和辩论。

评审中,我注意到不少学生是在背诵,而没有“讲”,也没有得体地“演”。演讲和一般的闲聊是不一样的,它要和观众有眼神的交流,要辅以恰当、自如的身体语言,这才回到了语言沟通、文化交流的本质。

英语中有一个词叫“communication”,意思是交流、交际。我经常问学生,交通银行为什么翻译成“Bank of Communications”。“Communication”后面加“s”(表示复数)是很少的,一般人会以为这个翻译是错的。交通银行在历史上确实与“交通”(transportation)有点关联,今日沿用“communication”并加上“s”更多的是表明交流是双向、多向的。事实上,“交通”在汉语词典中的释义,除了“各种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之外,也有交流、沟通的意思。

上观新闻: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对外交流的重镇。作为资深的跨文化交流专家,您会怎样对外介绍自己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

陆建非:上海曾被视为“冒险家的乐园”“不夜城”。近年来,有年轻人将上海称为“魔都”。类似名称,有的被历史逐渐淘汰了,有的仍需时间检验。有些游客还把上海叫作“东方明珠”,这又容易与“东方之珠”相混淆。

几年前,我曾呼吁上海可对外推介“先锋之城”的招牌。“先锋之城”表现在敢于领先、敢于率先、敢于争先。历史上,黄道婆将纺织技术从海南黎族百姓手上传授给松江府乌泥泾民众,使原本濒临海岸、碱土遍地的小镇成为重要的棉花种植区,从此“衣被天下”。近代以来,上海更是创造许多“第一”。最知名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二战时期,上海接纳众多犹太人,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先锋之城”并不意味着上海城市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是首位,但打造知识创新中心、创意设计中心、文化多元中心和智慧生活中心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上海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多元文化生态既是现实也是趋势。面向世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其他文化的认知程度和对文化差异的接受程度,集聚更多世界一流人才为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贡献智慧和才能。

「阅读使人充实,写作使人精确」

上观新闻:上世纪80年代,您公派赴美国深造。初识美国,有什么令人难忘的印象?

陆建非:1988年,我来到美国纽约大学留学。建于1831年的纽约大学,坐落在繁华的纽约曼哈顿区域,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广场型大学。学校对留学生没有特别照顾和优惠政策,对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教学方法。这对我来说,压力和动力并存。为了一次考试、一个讨论、一场演讲,有时候会整夜没法入睡,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准备。

几年下来,感触最深的是美国独特的教学方法。在国内课堂上,老师可能更多地像指挥官;在纽约大学的课堂上,老师更像“学伴”,注重用各种方式引导、激励学生或团队间进行互动和论辩,更看重你有没有不同意见,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观点,能不能表达出来和大家分享。

传统上,中国文化讲求思考,西方文化强调思辨。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好,就经常上街找人去论辩。西方人之所以敢讲、善讲,就是因为他们沿袭了崇尚论辩的传统。

记得有一位教语法的教授,让学生每人出四道语法题,然后整合一下,就成了我们的期末考试试卷,其中有一道就选了我出的题目。这种课堂教学模式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十足的动力,也因此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

会谈使人敏捷,阅读使人充实,写作使人精确。美国对研究生的培养,还非常注重阅读与写作。在纽约大学,大多数作业都没有选择题,而是不停地写短文、随笔。要写得准确、得体,而且要快,绝非易事。那时的美国已经使用电动打字机了,写文章很便捷。渐渐地,我适应了这样的节奏,愿写、勤写、乐写并持之以恒,英语写作能力有了飞快提升。同时,经过魔鬼般高强度的阅读训练,也逐渐体会到什么是“博能返约,杂能归粹”。


陆建非纽约大学研究生毕业时一家三口的合影。   资料照片

上观新闻:国外一流高校是不是都是“宽进严出”?

陆建非:美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丰富,所以能够做到“宽进”,但它的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是比较严格的。在中国,可能90%以上的博士最终都能毕业。如果迟迟毕不了业,学校、社会可能不会怪学生,而是怪导师、怪体制。

美国是倒过来的,义务教育阶段没有什么差学生,只有不称职的老师。到了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每一个学生要对自己负责,自己选课、自己看书、自己求教,很少有散漫的人。到了博士阶段,美国的学位授予率有明确限制,水平不达标的话可能要一直读下去或者主动放弃。

「既要介绍传统,也要讲述现代」

上观新闻:就您的多年观察来看,美国人的“中国观”有什么变化? 

陆建非: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作过一项调查,抽取1004名美国成年人,让他们分别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15项性格作出判断。这15项性格包括勤奋、竞争性、创造力、国家主义、现代、世故、诚实、进取心、贪婪、宽容、傲慢、自私、慷慨、粗鲁、暴力。

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更勤奋、美国人则更富有创造力;在竞争性和国家主义这两项上基本持平。同时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现代、更宽容、更有进取心,也更世故、更傲慢、更暴力。

我接触下来,现在美国年轻人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但一部分是带有警惕的兴趣。这和上世纪80年代我刚去美国时不太一样。这基本反映了“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心态,多少有些忌惮或者说害怕中国的追赶、超越。

这肯定要有一个磨合期、适应期,双方都要积极调整。我们可以做的是,尽量让这个适应期不要太激烈、不要太长,并且想办法突出重围。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说,我们既要介绍自己传统的东西,也要讲述我们现代的地方,让外国人感到中国是跟上世界潮流的,中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文明,而且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文明发展的长河。关键一点:要多讲“共通点”,而不是讲“不同点”。

例如,比较研究中美两国的小学语文教材,就可以发现不少互相交融之处。据统计,美国小学语文教材中出现了14次“和而不同”,2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2次“孝敬父母”;在中国,相关教材中涉及“独立”“包容”“想象力”等内容也比以前多了很多。这就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上观新闻:借鉴国外经验,我们可以怎样更好地“说明中国”?

陆建非:人们常说美国有“三片”———薯片、大片、芯片。这是一个国家输出文化、打造品牌、提升影响的典型案例。借鉴这一经验,当务之急在于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个是“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关系。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必须要有文化自信,要经常“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同时,要加大研习力度,把国外优秀文化“请进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大胆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使我们的文化更具国际性和现代化色彩,从而更快更好地获得世界认同。

第二个是“传统”和“当代”的关系。谈到中国文化,很多人都会强调“5000年悠久的历史文明”。实际上,很多当代的中国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也是出类拔萃的。我们不能“言必称孔子”,总是谈论5000年前怎么样、2000年前如何,而要对中国今天的文化发展给予更多关注和推介。

第三个是“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开展较多的是官方主导下的文化交流项目。这容易带来生硬感和疏离感,甚而会造成场面上很热闹、微观上不走心的情况。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应当通过政策法规杠杆等,鼓励文化企业、机构等走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运作路径,开展“长流水、不断线”的文化外交,增强与周边国家的信任,扩大与西方国家的了解,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

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了解、理解、善解、谅解”。这是跨文化交流中四个递进的台阶,目的是实现“顺畅、得体、有效、愉悦”的交流和交融。


陆建非英语语言文学教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现为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留美分会会长、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特聘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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