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达网：专访伦理学家周中之：疫情大考呼唤加强慈善伦理建设

周中之：在听到钟南山院士说“人传人”和武汉封城的消息后，我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比2003年SARS的危害大多了，全国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积极成效，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动员能力非常强的制度优势。

疫情对我生活没有太大影响。学校停课，假期延长，可以宅在家写写文章，而且疫情中出现的许多伦理道德问题也正好与我的研究有关。我研究伦理学四十年，最近几年，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慈善伦理研究上。目前国内研究慈善的学者不乏其人，但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的学者并不是太多。我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及其价值导向》，今年已经结项。在最终成果出版时，可以把疫情中一些慈善伦理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放进去。

周中之：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慈善的“陌生人伦理”。“陌生人伦理”就是要求人们在慈善活动中不问受助者是谁，要一视同仁，这是现代慈善伦理的要求。

中国现代慈善为什么发展缓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制于传统慈善伦理的影响。费孝通（社会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讲中国是熟人社会，是“差序格局”影响下的乡土社会。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是以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为基础的，这为人们的行善打上了血缘、族缘、乡缘和地缘的深刻印记。

我们当然不能拒绝这种传统的慈善伦理，但在走向现代慈善伦理的过程中，中国慈善伦理在传统的基础上要发展，要升华，一定要从“小爱”走向“大爱”，走进新的境界。人民群众在此次疫情中迸发出的巨大慈善热情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慈善伦理观，是对传统慈善伦理的又一次极大提升，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慈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良好趋势。

此外，社会组织在疫情的物资救援、慈善募捐、志愿服务等领域助力疫情防控，承担了神圣的伦理义务和责任，发挥了积极协同作用。但我认为其所产生的影响不如汶川地震时显著，这个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灾害有关。

周中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毛细血管”。总书记在北京和武汉两次考察中，都强调社区的极端重要作用，都要求“防控力量要向社区下沉”，社会组织就是“下沉”的一支重要防控力量，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能深入到最基层，为群众送菜、买药和协助社区管理，同时还为那些孤寡老人、病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关怀和帮助。政府发挥着“主动脉”的主导作用，但“毛细血管”的作用绝不能被忽视。

另外，我想讲一下湖北红十字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它不仅严重影响了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声誉，也严重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与慈善事业发展的未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慈善组织的伦理建设的突出问题。

一个是在物资分配中，违反了慈善伦理的公平正义原则。比如，在抗疫第一线的协和医院仅仅拿到了3000个口罩，而天佑医院和仁爱医院分别拿到了1.6万个口罩。从定点医院病床使用情况来看，天佑医院只开放了100个床位（截止1月31日），排名倒数第二。而仁爱医院以治疗妇科、产科、口腔科为主的莆田系医院也拿到了1.6万个口罩。这种情况是很令人痛心的。

周中之：在阻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严峻形势下，这种原则应该是有利于救助的人道主义方案优先，分配应向承担重任、急需物资的第一线倾斜。而湖北省红十字会背离了这一原则，对某些医院的“特殊关照”，是否是“关系优先”？这关系背后是否有利益问题的缠绕值得拷问。

物资分配不公正也与法律不够完善有关。当前中国有关慈善捐赠的法律条文，对捐赠的主体、方式、方案等规定比较明确，而对重大公共危机的特定条件下的捐赠物资的分配公正性和效益性的要求，语焉不详。这一法律的短板需要尽快得到解决。

第二个突出的伦理建设问题是效率问题。慈善是“做好事”，但也要“做得好”，“做得好”就是在“做好事”的过程中，使慈善资源的分配更合理、更有效。疫情初期，短时间大量捐赠物资涌来，湖北省红十字会在态度和能力两方面都暴露出很大的问题，首先是态度问题。连数量和日期都出现明显的错误，这不是表明了工作态度问题吗？对捐赠物资的分配管理审核把关不严、执行程序不严、工作不细致、作风不扎实，这难道不是能力问题？提高效率是建立在科学性的基础上的，需要学习和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能力。

重大疫情严重威胁着千百万人的生命与健康，战胜疫情必须与时间赛跑，效率就是生命与健康。当然，要解决慈善组织的效率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慈善组织本身的伦理问题却不容忽视。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慈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道德上的定位应该反映这一本质。

要给社会组织发展空间

周中之：除了上面提到“毛细血管”的作用，慈善伦理还起着塑造人的作用。在抗击疫情中，有大量年轻的志愿者参与奉献，奉献也是一种成长机会啊，见过世面了，这对推动他们关爱他人的道德追求，促进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并提升他们服务社会的能力，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周中之：很感动，也很敬仰这些老人的这种境界。而且，我也体会到，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人通过捐赠能够获得自我存在的意义感和幸福感。慈善伦理的“自愿原则”表明，人具有自主选择捐赠或者不捐赠的自由，要尊重慈善捐赠者的个人决定，也就是说，再穷的老人，都有捐款的自由，我们不能剥夺这种自由。亚里士多德说，“善是愿望的对象”，在慈善捐赠上，对任何人都不能进行道德绑架，即使是富人和明星，我们也不能苛求。

但是，慈善伦理还有个“适度原则”，意思是说无私奉献精神值得敬重，但要求施助者不要超越自身的财力与能力行善。古罗马的政治家西塞罗在也提出过“不超越自己的财力”观点，他认为超越自己财力的慈善行为，是对亲属及自我一种不公正行为，因而就算不得仁慈与慷慨。因此，对公益组织来说，一方面要分析老人的经济状况，倡导理性慈善，让人做力所能及之事，另一方面也不能违背他人意志，强行索捐，以免带来其他社会问题。

周中之：中国的慈善自古以来，都是以官方为主的。儒家思想从人的“恻隐之心”扩展到治理国家要讲“仁政”，特别是在大灾大难时，主张主要是靠官方的力量来应对。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慈善观念的萌芽和发展，中国的社会逐渐发展起来，有必要在慈善问题上探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政府的慈善是通过行政化的力量实施，而民间的慈善是通过社会组织来开展，两者性质不同。两者的款项完全混在一起，会引发一些问题。《慈善法》规定，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但是社会捐赠一旦到了政府手里，就很难把两种款项分清楚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慈善组织能力比较弱，很难把事情做好，湖北红十字会之所以备受质疑就在于此。所以，善款上缴财政也是无奈之举。善款上缴财政，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这提醒我们，慈善组织要发展，要加强建设，要练好内功，才能承担更多的重担。

在大灾大难面前，政社关系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的。但要给社会组织一定空间，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要加以监督。“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坚持全民共治”，不给空间，不信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难以有活力，也难以形成全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周中之：我主要是研究经济伦理学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学者。为什么现在下大力气研究慈善伦理呢？21世纪是一个更强调人道的世纪，慈善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慈善要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伦理的价值导向，与西方不同，中国慈善伦理是在传统的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是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碰到的大量现实问题，都可以从文化历史中找到根源。在21世纪的新时代，中国慈善伦理面临新的情况，必须“升级”。

我们现在讲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友善，而慈善伦理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慈善不仅是善心，也是善行，是知和行的统一。总书记说：“慈善是道德的积累”，慈善是道德实践的大平台。将行善的愿望付诸行动，才构成了完整的慈善。此外，在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背景下，也需要以慈善为内容的道德分配，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我对中国慈善伦理的期许，就是善心和善行统一，让伦理之光照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道路，让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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