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民周刊 2018年6月30日
标题：上海发现的红色纪念地增至1000多处，来看看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
记者：姜浩峰
6月30日，近代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近代人物与中共建党——第二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上宣布：“经过近年来的调查研究，我们新考订出近400处红色纪念地，现基本确认的上海红色纪念地达到1000处，这构成了上海一道独特的‘红色’风景线。”
▲中共二大会址
而记者在位于上师大的会议现场细数展板，发现列出的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名单——一级景观50个，包括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二级景观150个，三级景观823个。三者相加，共1023个，已经超出1000处（详细列表附文后）。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集中力量进行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现已形成更为完整和丰富的上海红色文化基因图谱。苏智良教授向记者表示：“我们还将继续深入调查，未来有更多红色纪念地被发现。”
▲《万国公报》在中国首提马克思
据了解，这次公布的千余处上海红色纪念地，在计算方法上来说，时间起点以在上海有马克思主义记录为准。
1899年2月到4月，《万国公报》在第121到124册中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共同翻译完成的《大同学》，文章中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了一段从《共产党宣言》中节选的语言，其文字是这样叙述的：“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
这段文字现在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其中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显然，在这里把马克思说成是英国人是错误的。这可能是由于马克思长期生活在英国，文章作者对马克思并不很了解而造成的。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苏智良表示，如果以1840年为时间起点计算，上海的红色纪念地数字将翻倍。
▲苏智良教授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在会上表示，如果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来回看中国革命史，“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那红色文化的研究领域是可以拓宽的。另一方面，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有重要关联，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有其必然性。
苏智良表示，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调查中，发现许多旧址的房子还在。本次新发现的红色纪念地，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活动点。
▲1937年周恩来密会叶挺的新亚大酒店
譬如1937年8月，周恩来在新亚大酒店密会叶挺，请他出山担任新四军军长。在与中共秘密接触后，叶挺受命担任新四军军长。而蒋介石在发表任命时，认为叶挺没有见过共产党，是靠得住的新四军军长人选。
▲张人亚
还譬如1921年在沪入党的张人亚是上海银楼学徒，后任苏区中央出版局局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这次新发现了张人亚在南京路老凤祥银楼当学徒和1922年任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主任期间开展的革命工作以及相关的革命遗址。
▲李汉俊
本次研讨会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汉俊的重外孙女李丹阳博士与会。作为旅居英国的学者，李丹阳介绍了她30多年来搜集到的海内外李汉俊资料，特别是海外档案。
李汉俊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位重要人物。他是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中共一大又是在他家里召开的；另一方面，复原中共一大会址的重要贡献者薛文淑是他嫂子，也是上海人。
李汉俊还是中共最早牺牲的一大代表。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正在和詹大悲下棋，敌人抓捕了他们。李汉俊从被捕到牺牲，中间只间隔了“4个小时”，而且未经审讯。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敌人不仅杀害了下棋的李汉俊、詹大悲，而且还杀害了看棋的危浩生，折射了敌人的非法、凶残与疯狂。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编号为0011号，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这次挖掘过程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每处纪念地都经过实地探访和考察确认，广泛征询老上海市民的口述认证，并与史料互证。同时，这些革命纪念地的时空信息准确，可以做到用历史地图和GIS技术精准定位，具备互联网发布的基础。新考订出的红色景观中还加入了历史图片或摄影图片，增加了公交、地铁线路信息，希冀更为直观地展现红色景观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尽可能方便公众的参观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