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的关爱助我们战胜恐惧
4月25日下午，当“非典警报”解除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师范大学西六楼三、四两层楼的240名女生欢呼雀跃。熬过36小时的隔离观察，这些大学生们无比兴奋。“她们的欢呼声都快把玻璃给震碎了！”上师大学工部部长王群老师笑着说，“这些学生的确非常不容易！”回忆起这段经历，走出宿舍楼的学生们感慨地说，因为有很多人的鼓励和关爱，我们才能战胜恐惧。
老师们的帮助是最直接的。住在424室的小徐回忆说，24日一早6点不到，辅导员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把她们叫醒，并通知要隔离观察的事宜。同学们都不同程度地感到了恐惧。“当时我的腿都软了。”小徐说，“幸好老师们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当看到辅导员给她们一个个发放了温度计和口罩，并详细说明那名疑似“非典”同学的病情后，她们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在那些难耐的日子里，时间过得特别慢，学生们最希望见到的就是老师。王群老师记得，当时有个别学生甚至因紧张而出现体温上升、心跳加快的现象，于是老师们夜以继日地守在学生身旁，减轻她们的顾虑。“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不仅是老师，还要充当医生的角色，甚至是心理医生！”
父母亲友的关爱是最贴心的。在得知要被暂时隔离观察后，许多学生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给父母打电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住在402室的小余的眼眶忍不住湿润了。“爸爸，我被关起来了！”这是小余打通电话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她记得听到消息的爸爸没有显得焦躁不安，而是提醒她要镇定，要相信学校的安排和防范措施，并注意营养和休息。当时有室友一边打电话一边哭，小余的父亲在话筒那头听见后就说：“快去劝劝她不要哭，一定会没问题的！你也要坚强！”爸爸的鼓励使小余迅速安定下来，并安抚了其他的室友。
同学的相互鼓励是最有效的。当时被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人的小王住的是417宿舍，在她住院后，宿舍里的其余5名学生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团结在一起彼此鼓劲。“我们一直相信小王会没事的。”小唐说，她们除了加强自我防范措施外，情绪上没有太大的波动。一旁的小袁笑着说，在那段不能自由出入的日子里，“我们几个一起看书、一起下棋，还一起大声唱歌呢！”在彼此安慰中，她们顺利地走过了这难忘的36小时。
要感谢的人太多 ——学生小王的自述
“我是怎么样都不会瘦的！”有着圆圆的脸蛋的小王爱开玩笑也特别爱笑。虽然在外人看来，从被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人到最终被排除“非典”，这三天的经历给她造成的心理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可小王仍然像以往那样乐观开朗。从医院回到学校已经第四天了，小王在讲述自己住院前后的那段经历时，发现自己要感谢的人非常多：
我在4月22日晚就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发热，当时就和室友们说如果支撑不住，麻烦她们帮我叫“120”去医院。23日早上一醒来就觉得浑身酸疼，人还在发烧很难受，于是我就去了第八人民医院。到医院一量体温有38度7，医生又听说我10天前刚从北京回来，就显得很警惕，立刻把我送到了一个隔离的单人病房，此后就有许多“武装”齐全的医生进进出出，抽血，拍胸片，忙个不停。
其间，有个医生得知我的手机因没有充值而无法与外界联系时，就主动帮我联系同学替我买充值卡。手机一恢复开通，我就赶紧给好朋友、宿舍里的同伴、还有远在广东的父母都打了电话。这以后，我的手机就响个不停，父母、朋友、上师大的校长老师都特别关心我的病情并不断安慰我，这让我安心了许多。
意识到自己必须住院后，我就让好朋友帮我送些换洗衣物和手机充电器来。没想到她人还没到，医生就通知说马上要把我转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我赶紧给好朋友打电话，让她别来了。事后我才知道，一挂电话我的好朋友就难过得哭了，她觉得送晚了，这让我特别感动。
当晚我的手机彻底没电了。幸好我的体温回落下来，情绪稳定不少。第二天又开始检查、治疗，为了帮我和外界取得联系，隔壁病房的病友让我把电话号码和要说的话写下来传过去，他们用自己的手机帮我联络，然后再把亲友的回话写下来传给我。这些“纸条往来”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当时我就想即使真得了“非典”，我也一定能治好出院的。
正当我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时，4月25日医生通知我被排除“非典”可以出院了，当时我几乎不敢相信。回校前我还有点担心，怕受“歧视”。没想到，一回到宿舍，同屋的人就高兴地把我迎进房间。她们说：“你回来真是太好了！”在那一刻，我真正感觉到了“温暖”。
来源：2003年4月2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