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表达权的提升和强调，恰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挑战的鲜明体现。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和高度分化的利益群体格局，与过去比较简单、容易、清晰的社会表达绝不能同日而语，必须予以新的提升和推进。要协调好如此复杂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达到社会和谐，没有高水平的表达权是难以想象的
●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来消解矛盾和冲突，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而表达权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正是在广泛的社会表达中，我们能够正确地整合出社会的共同利益，同样，广泛充分的表达也能使我们准确地把握其利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进行利益的协调，避免形成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健康发展
●表达权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作为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成为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要比较全面地收集信息和正确地处理信息，没有方方面面充分地发表意见是难以保障的；拟制和评估方案同样如此。独断专行、闭目塞听很难与科学决策挂上钩。因此，表达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享有问题，它还同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科学地设计自己的活动有关
社会和谐与社会大众的表达权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把表达权与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相并列，作为依法保障的公民重要权利，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中，表达权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环节。
首先，表达权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而不断显现，它与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表达权的成长史。纵览历史可以发现，社会的繁荣昌盛，往往同表达权的推进相生相伴。古希腊人认为，“人的本质是作为言说者而存在”的。古希腊繁荣期，学园兴盛，思想活跃，论辩术得到极大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社会表达为基础，很难设想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如何运作。
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传统，但中国有作为的君主又通常能够认识到民众言论的重要性。从齐威王的广开言路，到唐太宗接受并加以实施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都为其开拓的繁荣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人类迈入近代，可以说是以表达权的伸张为其发端的。文艺复兴以人道主义、人权为旗帜，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专制压迫，表达权成为人权的重要内容。著名的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对表达权作了精彩的阐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不能否认，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表达权的张扬，对其文化的繁荣、科学技术的兴盛以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然而，西方社会的表达权也必然地因为资本的内在属性而受到相当大的制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将表达权推入新的阶段。恩格斯曾经谈到，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了胜利后，也不会像资产阶级一样，从争取权利的运动中退缩，并且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把批评（表达权的重要体现）提高到工人运动生命要素的地位来认识，可见其价值。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印证了经典作家的分析。当我们的表达权维护得很好，得到健康发展时，社会主义的民主也生动活泼，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也欣欣向荣；相反时，则权力高度集中，个人说了算，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教训。
我们今天对表达权的提升和强调，恰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挑战的鲜明体现。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和高度分化的利益群体格局，与过去比较简单、容易、清晰的社会表达绝不能同日而语，必须予以新的提升和推进。要协调好如此复杂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达到社会和谐，没有高水平的表达权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广泛的社会表达中，我们能够正确地整合出社会的共同利益，同样，广泛充分的表达也能使我们准确地把握其利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进行利益的协调，避免形成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健康发展。
其次，表达权作为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为社会和谐提供必要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表达本身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种重要表现，应对社会表达，也是在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我们往往能够看到古今中外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压抑社会表达来替代对社会矛盾的处理和解决。压制表达权从表面上看，似乎统一了思想，消除了冲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只不过是不让它展现出来，让它寄存在那里，往往会使问题越积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酿成社会危机。
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来消解矛盾和冲突，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而表达权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当今备受关注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后者的表达主要是通过投票来实现的，而前者的表达则是在持续的沟通、讨论、磋商中实现的，这一过程往往是不断反复的和不断深入的，所以，其表达可以达到比较充分的程度，比较高的水平。这也是协商民主在某些方面优越于选举民主的重要特点。
现代政治心理学重视表达的心理－行为功能，认为健康的、充足的表达是社会的解压阀，应当把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建立在释放心理压力，不断揭示和消解社会矛盾的基础上。而限制表达和掩盖矛盾则是危险的。
再次，表达权作为实施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机制。
表达权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作为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成为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所谓民主决策，一定是民意充分表达基础上的决策，表达权的落实，意味着人民意愿的真正展现，由此才谈得上民主决策的问题。
充分表达基础上的民主决策，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意愿和要求，这对于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好各种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民主决策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众公决、民意调查、各类咨询会和听证会等，得到蓬勃发展，这突显出现代社会强调将和谐稳定的追求建立在不断完善对表达权保障的趋势上。
表达权与科学决策也有着内在的关联。科学决策基本的要求，即按照科学的程序来进行决策。科学决策不可或缺的步骤，如确立目标、收集和处理信息、拟制和评估方案、方案的抉择和实验等，每一个环节都同表达权密切相关。决策者如果不充分听取意见，恐怕从确立目标开始就要犯错误；要比较全面地收集信息和正确地处理信息，没有方方面面充分地发表意见是难以保障的；拟制和评估方案同样如此。独断专行、闭目塞听很难与科学决策挂上钩。因此，表达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享有问题，它还同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科学地设计自己的活动有关。
包蕴表达权保障的科学决策鲜明体现出对社会和谐的支撑。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仅是一般地表达意见，而是要更加深入地考察各种行为、行动方案的社会后果和价值，评价它们的优劣长短，研究它们的可行性等等。这样一个过程，能够使人们逐步地消除狭隘的认识，采取更加全面的观点；使人们学会舍弃、妥协和让步，渐次地达成共识。换一个角度看，这完全是一个社会融合的过程，创造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的过程，是科学的属性在社会性中的生动展现。(作者为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导）
●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来消解矛盾和冲突，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而表达权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正是在广泛的社会表达中，我们能够正确地整合出社会的共同利益，同样，广泛充分的表达也能使我们准确地把握其利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进行利益的协调，避免形成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健康发展
●表达权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作为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成为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要比较全面地收集信息和正确地处理信息，没有方方面面充分地发表意见是难以保障的；拟制和评估方案同样如此。独断专行、闭目塞听很难与科学决策挂上钩。因此，表达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享有问题，它还同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科学地设计自己的活动有关
社会和谐与社会大众的表达权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把表达权与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相并列，作为依法保障的公民重要权利，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中，表达权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环节。
首先，表达权伴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而不断显现，它与对社会和谐的追求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表达权的成长史。纵览历史可以发现，社会的繁荣昌盛，往往同表达权的推进相生相伴。古希腊人认为，“人的本质是作为言说者而存在”的。古希腊繁荣期，学园兴盛，思想活跃，论辩术得到极大发展。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社会表达为基础，很难设想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如何运作。
中国没有民主政治的传统，但中国有作为的君主又通常能够认识到民众言论的重要性。从齐威王的广开言路，到唐太宗接受并加以实施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都为其开拓的繁荣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人类迈入近代，可以说是以表达权的伸张为其发端的。文艺复兴以人道主义、人权为旗帜，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专制压迫，表达权成为人权的重要内容。著名的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对表达权作了精彩的阐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不能否认，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表达权的张扬，对其文化的繁荣、科学技术的兴盛以及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然而，西方社会的表达权也必然地因为资本的内在属性而受到相当大的制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将表达权推入新的阶段。恩格斯曾经谈到，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得了胜利后，也不会像资产阶级一样，从争取权利的运动中退缩，并且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把批评（表达权的重要体现）提高到工人运动生命要素的地位来认识，可见其价值。实际上，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印证了经典作家的分析。当我们的表达权维护得很好，得到健康发展时，社会主义的民主也生动活泼，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也欣欣向荣；相反时，则权力高度集中，个人说了算，社会主义民主受到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教训。
我们今天对表达权的提升和强调，恰恰也是中国社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挑战的鲜明体现。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现代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和高度分化的利益群体格局，与过去比较简单、容易、清晰的社会表达绝不能同日而语，必须予以新的提升和推进。要协调好如此复杂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达到社会和谐，没有高水平的表达权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在广泛的社会表达中，我们能够正确地整合出社会的共同利益，同样，广泛充分的表达也能使我们准确地把握其利益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进行利益的协调，避免形成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以保证社会健康发展。
其次，表达权作为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手段，为社会和谐提供必要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表达本身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种重要表现，应对社会表达，也是在应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我们往往能够看到古今中外这样的历史现象：以压抑社会表达来替代对社会矛盾的处理和解决。压制表达权从表面上看，似乎统一了思想，消除了冲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只不过是不让它展现出来，让它寄存在那里，往往会使问题越积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酿成社会危机。
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来消解矛盾和冲突，追求社会稳定与和谐。而表达权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当今备受关注的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后者的表达主要是通过投票来实现的，而前者的表达则是在持续的沟通、讨论、磋商中实现的，这一过程往往是不断反复的和不断深入的，所以，其表达可以达到比较充分的程度，比较高的水平。这也是协商民主在某些方面优越于选举民主的重要特点。
现代政治心理学重视表达的心理－行为功能，认为健康的、充足的表达是社会的解压阀，应当把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建立在释放心理压力，不断揭示和消解社会矛盾的基础上。而限制表达和掩盖矛盾则是危险的。
再次，表达权作为实施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机制。
表达权对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价值，还在于它作为民主科学决策的要件，成为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所谓民主决策，一定是民意充分表达基础上的决策，表达权的落实，意味着人民意愿的真正展现，由此才谈得上民主决策的问题。
充分表达基础上的民主决策，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社会群体的意愿和要求，这对于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好各种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民主决策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众公决、民意调查、各类咨询会和听证会等，得到蓬勃发展，这突显出现代社会强调将和谐稳定的追求建立在不断完善对表达权保障的趋势上。
表达权与科学决策也有着内在的关联。科学决策基本的要求，即按照科学的程序来进行决策。科学决策不可或缺的步骤，如确立目标、收集和处理信息、拟制和评估方案、方案的抉择和实验等，每一个环节都同表达权密切相关。决策者如果不充分听取意见，恐怕从确立目标开始就要犯错误；要比较全面地收集信息和正确地处理信息，没有方方面面充分地发表意见是难以保障的；拟制和评估方案同样如此。独断专行、闭目塞听很难与科学决策挂上钩。因此，表达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享有问题，它还同人类正确地认识世界，科学地设计自己的活动有关。
包蕴表达权保障的科学决策鲜明体现出对社会和谐的支撑。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仅是一般地表达意见，而是要更加深入地考察各种行为、行动方案的社会后果和价值，评价它们的优劣长短，研究它们的可行性等等。这样一个过程，能够使人们逐步地消除狭隘的认识，采取更加全面的观点；使人们学会舍弃、妥协和让步，渐次地达成共识。换一个角度看，这完全是一个社会融合的过程，创造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的过程，是科学的属性在社会性中的生动展现。(作者为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博导）
（来源：文汇报2007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