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校人文学院历史系，有这样一位资深的教授，他身为多项学科带头人，他活跃于多个学术研究会，他曾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近十篇论文，他撰写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曾被一版再版，他还曾赴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和台湾地区进行交流讲学、合作研究，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这一高端课题的研究。他便是唐力行教授。近日，笔者慕名而往，与唐教授进行了一番对话，以图挖掘出他成功背后的经验秘诀。
记者：唐教授，我们知道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数年以来，您一直在这方面勤勉耕耘，发表了不少优秀论文，也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这些都是您努力的结果。那么在您的众多成果之中，您个人认为最有价值、最值得推介的是哪一些？
唐力行：我的论文不多，总共也就数十篇。1986年迄今，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9篇论文，差不多每3年发表一篇。其中2篇获得了政府颁发的二等奖，分别是1986年的《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和1995年的《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同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其它重要刊物上也发表了论文。著作方面首当提到的自然是《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这部书自199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以来，已经先后由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北京商务印书馆等印行了多个版本，并已成为海内外不少学校研究生的专用教材，这本书获得了江苏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华东地区第八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而近期比较重要的一本则是《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这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在上海获得了一等奖。
记者：翻看您的履历表，一长串全是历年来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真是硕果累累，由此可见您在学术方面实在是功力颇深，少人能及。能做到这些，您认为自己凭借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唐力行：你过奖了，我们历史系很多老师都是功力深厚的。谈到做学问，首要的就是心无旁鹜，要耐得住寂寞，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耕耘。我们做传统学科研究的，只有扎实下苦功，做好充分的资料储备，才能取得一流的成果。例如从前我们在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时，就曾在苏州等地到处寻找并抄录断碑残刻，一共抄录了500多块，60余万字，保存了江南研究的珍贵史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还有《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这部工具书的编纂，也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断断续续历经10余年，也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大工程。还有，在学术研究中，要“在不变中寻求变化”。既要守住自己选定的研究领域，又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开拓创新，占领国际学术的前沿。我治学初时，着重的是经济史的研究，后来逐渐发现社会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遂转向了区域社会经济史。在研究徽商的同时，兼及宗族、乡村社会等课题。现在我又转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总之，不变的是学理，变化的是创新和挑战。
记者：学术研究要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就是相互之间的交流取经。您亦曾多次赴海外讲学，这些经验带给您的感受是什么？
唐力行：的确，我们做学问的人也应走出书斋，走向世界，与海内外同行交流切磋，这样才能拓展视野，有所进益。本世纪初我曾去英国参加过一次社会文化史的学术会议，了解到欧美、日本和港台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深感在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领域里，应该而且必须引入文化的因子，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在做了充分的学术论证后，我确定以苏州评弹为切入口，开展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以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都是从艺术史或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的，现在要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全新视野开展研究，难度是相当大的。我的研究从徽州走向江南及上海等地。在我的组织下，迄今已出版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以及“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与“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两套丛书。从而迈入了国际学术的主流。
记者：您亦曾加入过很多学术研究会，并在其中担任不少重要职位，如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能简要介绍一下您在其中都做过哪些重要工作？您认为研究会在学科发展中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唐力行：我从上世纪末起一直担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副会长，为推动学术发展曾主办过两次国际大型会议，一次在苏州大学，另一次则是在上海师大。分别是《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后我们都推出了会议的相关论文集。这两次会议召开对学界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纠偏”的作用，过去我们的研究多是眼界向上，关注国家上层，而忽略了下层社会，后来则是纷纷转向下层，又将研究变得过于“碎片化”。通过会议传达的信息便是眼界应该向下，但是在眼界向下的同时，不要忘了必须处理好区域与整体的关系。
记者：除了从事研究之外，您的本职工作还是一名教授。请问您在培养学生方面有什么独到的心得体会？您认为学术事业应该怎样通过后代传承下去？
唐力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学生的风格其实就是教师的风格。老师专心治学，对学生自然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学生的爱应该体现在严格要求上，让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同时，我一直认为培养学术梯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样我们的学术事业才能生生不息地传承。例如第一次获一等奖，是在1985年参与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当时我只是团队中的一员。等到《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获一等奖时，已经属于我个人的独立著作。而第三次《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获一等奖时，则是我带领的整个团队的成果。由团队到个人再到团队，老一辈的拉动，新一代的成长，这才是我们学术传承的正路。学生记者孙沁言
记者：唐教授，我们知道您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数年以来，您一直在这方面勤勉耕耘，发表了不少优秀论文，也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这些都是您努力的结果。那么在您的众多成果之中，您个人认为最有价值、最值得推介的是哪一些？
唐力行：我的论文不多，总共也就数十篇。1986年迄今，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9篇论文，差不多每3年发表一篇。其中2篇获得了政府颁发的二等奖，分别是1986年的《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和1995年的《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同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其它重要刊物上也发表了论文。著作方面首当提到的自然是《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这部书自199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以来，已经先后由香港中华书局和台湾、北京商务印书馆等印行了多个版本，并已成为海内外不少学校研究生的专用教材，这本书获得了江苏省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华东地区第八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而近期比较重要的一本则是《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这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在上海获得了一等奖。
记者：翻看您的履历表，一长串全是历年来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真是硕果累累，由此可见您在学术方面实在是功力颇深，少人能及。能做到这些，您认为自己凭借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唐力行：你过奖了，我们历史系很多老师都是功力深厚的。谈到做学问，首要的就是心无旁鹜，要耐得住寂寞，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耕耘。我们做传统学科研究的，只有扎实下苦功，做好充分的资料储备，才能取得一流的成果。例如从前我们在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时，就曾在苏州等地到处寻找并抄录断碑残刻，一共抄录了500多块，60余万字，保存了江南研究的珍贵史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还有《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这部工具书的编纂，也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断断续续历经10余年，也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大工程。还有，在学术研究中，要“在不变中寻求变化”。既要守住自己选定的研究领域，又要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开拓创新，占领国际学术的前沿。我治学初时，着重的是经济史的研究，后来逐渐发现社会与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遂转向了区域社会经济史。在研究徽商的同时，兼及宗族、乡村社会等课题。现在我又转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总之，不变的是学理，变化的是创新和挑战。
记者：学术研究要向前发展，不可或缺的就是相互之间的交流取经。您亦曾多次赴海外讲学，这些经验带给您的感受是什么？
唐力行：的确，我们做学问的人也应走出书斋，走向世界，与海内外同行交流切磋，这样才能拓展视野，有所进益。本世纪初我曾去英国参加过一次社会文化史的学术会议，了解到欧美、日本和港台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深感在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领域里，应该而且必须引入文化的因子，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在做了充分的学术论证后，我确定以苏州评弹为切入口，开展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以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都是从艺术史或文学史的角度进行的，现在要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全新视野开展研究，难度是相当大的。我的研究从徽州走向江南及上海等地。在我的组织下，迄今已出版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以及“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与“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两套丛书。从而迈入了国际学术的主流。
记者：您亦曾加入过很多学术研究会，并在其中担任不少重要职位，如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能简要介绍一下您在其中都做过哪些重要工作？您认为研究会在学科发展中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唐力行：我从上世纪末起一直担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的副会长，为推动学术发展曾主办过两次国际大型会议，一次在苏州大学，另一次则是在上海师大。分别是《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后我们都推出了会议的相关论文集。这两次会议召开对学界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纠偏”的作用，过去我们的研究多是眼界向上，关注国家上层，而忽略了下层社会，后来则是纷纷转向下层，又将研究变得过于“碎片化”。通过会议传达的信息便是眼界应该向下，但是在眼界向下的同时，不要忘了必须处理好区域与整体的关系。
记者：除了从事研究之外，您的本职工作还是一名教授。请问您在培养学生方面有什么独到的心得体会？您认为学术事业应该怎样通过后代传承下去？
唐力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学生的风格其实就是教师的风格。老师专心治学，对学生自然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对学生的爱应该体现在严格要求上，让他们接受严格的训练，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同时，我一直认为培养学术梯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样我们的学术事业才能生生不息地传承。例如第一次获一等奖，是在1985年参与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当时我只是团队中的一员。等到《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获一等奖时，已经属于我个人的独立著作。而第三次《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获一等奖时，则是我带领的整个团队的成果。由团队到个人再到团队，老一辈的拉动，新一代的成长，这才是我们学术传承的正路。学生记者孙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