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编纂、列入“十二五”图书出版项目及国家重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敦煌遗书整理成果展示会”上首次亮相，这是敦煌研究资料整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负责这一重大项目的是我校方广锠教授。几十年来，方教授一直投身于敦煌学的研究，锲而不舍。日前，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方教授也借此道出了他想说的一些心里话。
记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确，兴趣永远是引导学习研究最好的前行者，相信您进入敦煌学这样一个独特的领域探索也是相同的道理，您能详谈一下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前情后事吗？
方广锠：“前情后事”，足够写一本书，也的确是计划中一本书的主题，已经写了若干章节，书名叫《寻访敦煌遗书———在文明的失落中寻找失落的文明》。在此难以详谈。简单地讲，最早是老师交代的任务，其后成为自我赋予的责任，以及在追寻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感恩。我曾经这样说：学人做学问，大约也要分为几种。等而下之者，有的因为命运的拨弄，来到这个位置上，因而不得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把作学问作为一种谋生之道，一种职业。等而上之者，有的出于兴趣，有的出于热爱。但是，兴趣可能转移，热情也会衰退。我自己是出于一种责任，一种自愿担当，因而成为无可推卸的责任；一种感恩，感恩诸多教育过我、关怀过我、帮助过我的人，以用我的科研成果来报答他们。
记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您选择的研究道路无疑是艰辛的，敦煌遗书的整理工作一定耗费了您大量的精力，支撑您的研究工作到现在的，是怎样的一份信念和一股动力呢？
方广锠：为振兴中华文化铺路。
记者：“擒龙要下海，打虎要上山。”敦煌学不是一门闭门空谈的学问，它需要研究者真抓实干地行动。敦煌文物在中国失散已久，要想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编目无疑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您是如何克服这其中的难题的呢？
方广锠：难题很多，一言难尽。例如：敦煌遗书是文物，秘藏在公私各家难以看到。但至今我亲手展阅的已占全部藏经洞汉文遗书的三分之二以上，不少遗书还曾多次展阅，这是我的幸运。解决这一困难靠很多好心人士的无私帮助。敦煌遗书是古人的废弃物，残缺破烂，很多遗书不经修复无法阅览。在国家图书馆前辈先生的支持下，我推动了敦煌遗书的大规模修复。但真正从事修复工作的，是国图的图书修整组成员。敦煌遗书95%以上是佛教文献或与佛教有关的文献，老师指定我把佛教文献学作为专业方向，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对敦煌遗书中的非佛教文献，我的知识有限，主要参考相关研究者的成果。这项工作需要经费、需要时间，自从我2004年来到上海师大，学校一直保证了我的科研经费与时间。敦煌遗书整理、编目、研究工作量大，那就压缩其他事情，把有限的精力尽量投到这里。
总之是一个主客观互动的过程。仅凭主观愿望，不考虑客观条件，固然不行；坐等客观条件，不去主动努力，也不行。不管怎样，只要下决心去做，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正合我的座右铭：随缘做去，直道行之。
记者：“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辛苦建立的学问，自然也需要优秀的传承者，您作为一名教师，对所指导的学生，引导他们进入相关领域之后，希望他们能在您的基础上如何将中国敦煌学进一步光大呢？
方广锠：敦煌学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关键在于利用这批资料做出卓越的研究成果。当然，想要利用这些资料，必须先整理、编目。所以，铺路是为了别人能跑车，整理编目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指导的学生程度不等都涉入敦煌学。但除了2009年英国编目，带一个学生去过四个月外，没有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参加编目工作，因为这一工作非常琐碎，太耗时间，太耗精力，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学习时间。我在铺路，希望学生们都能去跑车。老师的任务之一是指路，这些年来，我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中产生不少新观点、新想法，自己没有时间去写，那么指导学生写也是一个办法。现在他们都有自己的专攻领域，在研究中都能利用到敦煌资料，这就已经在将敦煌学发扬光大了。我相信他们在今后的研究生涯中能进一步利用敦煌资料为中国佛教研究开拓出新的天地。当然，如果我有生之年不能把编目工作做完，把这条路铺完，那还得交班，还得让他们也来铺路，也来做嫁衣裳。因为当今中国不是出大师的时代，而是积累资料的时代。
记者：“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三十年的苦耕苦种，您或许不图回报，但它已实实在在地生发出了整片浓荫。所谓的学术精神，相信您一定也有了自我的见解。
方广锠：沉潜笃实。但我还做得不够。
记者：“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在您的努力耕作下，以往未开垦的处女地今天已焕发出一派生机，曾让中国学者蒙羞的口号也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每一门学问都有其世界性，敦煌学也不例外，您认为在学术发展日益国际化的世界中，敦煌学该怎样迈出它下一个更大的步伐呢？
方广锠：“在您的努力耕作下，以往未开垦的处女地今天已焕发出一派生机”一句，应该改为“在中外敦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焕发出一派生机”。其实，目前敦煌学虽然一派生机，也面临一派尴尬。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谈。
借你的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句话的看法。
据说1984年或1985年，日本某学者讲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听到这句话的确不是滋味。但这句话在当年是一句大实话，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我曾经撰文称：日本学者的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我们的一些学者耿耿不忘，经常要揪一揪。坦率地说，我也不喜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说法，我也赞同“知耻而后勇”的奋起，而且我本人也在奋起者之列。但是，不能不承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种更加科学、平和、大度的态度来对待这句话呢？
经过中国学者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敦煌学取得了长足进展。2000年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得到敦煌学界的一致赞同。既然现在大家都赞同季先生的话，再也没有人说那样的话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二十多年前的话不放呢？这里反映出一种很不好的心态。
我反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种提法。盲目的民族自傲的背面是盲目的民族自卑。就现实而言，目前中国敦煌学固然成果丰硕，某些领域，我们已经领先；但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某些领域，依然是国外的学者走在前面。敦煌学本来是世界性的学问，各国学者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局面。敦煌学包括许多不同的学科，各学科发展不平衡也是很正常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种提法中蕴含的狭隘性、非学术性都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应该这样讲：敦煌在中国，中国学者有责任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与世界各国学者一起，共同推进敦煌学的发展。
最近在关于我的报道中，多次出现“曾让中国学者蒙羞的口号”之类的提法，令人非常反感。这次希望借贵报一角之地，说点心里话。
至于“敦煌学该去怎样迈出它下一个更大的步伐”，大家不妨去看一看我在今年2月13日《文汇报》上撰写的拙稿《敦煌遗书整理的回顾与展望》，就能找到答案。
记者后记这次访问是用邮件的形式完成的，行文之际，方教授依然身在北京寓所里，泡在浩瀚的史料中，继续他未完成的术业之途。正如他所言，敦煌遗书的编纂，敦煌事业的投身，于他而言已不是一种职业一项工作，也不是一份兴趣一片热情，而已成为一种自愿担当而无可推卸的责任，一种饱含深情而绵延不断的感恩。真正做学问者当如是，一切都已不再是舞絮飞花般的凡尘轻梦，而已成了崇山峻岭中的踏实步履，那么，这样的事业，这样的人生，才会是洗脱了浮躁轻狂的自得其满吧。学生记者孙沁言
记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确，兴趣永远是引导学习研究最好的前行者，相信您进入敦煌学这样一个独特的领域探索也是相同的道理，您能详谈一下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前情后事吗？
方广锠：“前情后事”，足够写一本书，也的确是计划中一本书的主题，已经写了若干章节，书名叫《寻访敦煌遗书———在文明的失落中寻找失落的文明》。在此难以详谈。简单地讲，最早是老师交代的任务，其后成为自我赋予的责任，以及在追寻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感恩。我曾经这样说：学人做学问，大约也要分为几种。等而下之者，有的因为命运的拨弄，来到这个位置上，因而不得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把作学问作为一种谋生之道，一种职业。等而上之者，有的出于兴趣，有的出于热爱。但是，兴趣可能转移，热情也会衰退。我自己是出于一种责任，一种自愿担当，因而成为无可推卸的责任；一种感恩，感恩诸多教育过我、关怀过我、帮助过我的人，以用我的科研成果来报答他们。
记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您选择的研究道路无疑是艰辛的，敦煌遗书的整理工作一定耗费了您大量的精力，支撑您的研究工作到现在的，是怎样的一份信念和一股动力呢？
方广锠：为振兴中华文化铺路。
记者：“擒龙要下海，打虎要上山。”敦煌学不是一门闭门空谈的学问，它需要研究者真抓实干地行动。敦煌文物在中国失散已久，要想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编目无疑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您是如何克服这其中的难题的呢？
方广锠：难题很多，一言难尽。例如：敦煌遗书是文物，秘藏在公私各家难以看到。但至今我亲手展阅的已占全部藏经洞汉文遗书的三分之二以上，不少遗书还曾多次展阅，这是我的幸运。解决这一困难靠很多好心人士的无私帮助。敦煌遗书是古人的废弃物，残缺破烂，很多遗书不经修复无法阅览。在国家图书馆前辈先生的支持下，我推动了敦煌遗书的大规模修复。但真正从事修复工作的，是国图的图书修整组成员。敦煌遗书95%以上是佛教文献或与佛教有关的文献，老师指定我把佛教文献学作为专业方向，奠定了我的学术基础。对敦煌遗书中的非佛教文献，我的知识有限，主要参考相关研究者的成果。这项工作需要经费、需要时间，自从我2004年来到上海师大，学校一直保证了我的科研经费与时间。敦煌遗书整理、编目、研究工作量大，那就压缩其他事情，把有限的精力尽量投到这里。
总之是一个主客观互动的过程。仅凭主观愿望，不考虑客观条件，固然不行；坐等客观条件，不去主动努力，也不行。不管怎样，只要下决心去做，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正合我的座右铭：随缘做去，直道行之。
记者：“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辛苦建立的学问，自然也需要优秀的传承者，您作为一名教师，对所指导的学生，引导他们进入相关领域之后，希望他们能在您的基础上如何将中国敦煌学进一步光大呢？
方广锠：敦煌学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关键在于利用这批资料做出卓越的研究成果。当然，想要利用这些资料，必须先整理、编目。所以，铺路是为了别人能跑车，整理编目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指导的学生程度不等都涉入敦煌学。但除了2009年英国编目，带一个学生去过四个月外，没有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参加编目工作，因为这一工作非常琐碎，太耗时间，太耗精力，影响到他们正常的学习时间。我在铺路，希望学生们都能去跑车。老师的任务之一是指路，这些年来，我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中产生不少新观点、新想法，自己没有时间去写，那么指导学生写也是一个办法。现在他们都有自己的专攻领域，在研究中都能利用到敦煌资料，这就已经在将敦煌学发扬光大了。我相信他们在今后的研究生涯中能进一步利用敦煌资料为中国佛教研究开拓出新的天地。当然，如果我有生之年不能把编目工作做完，把这条路铺完，那还得交班，还得让他们也来铺路，也来做嫁衣裳。因为当今中国不是出大师的时代，而是积累资料的时代。
记者：“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三十年的苦耕苦种，您或许不图回报，但它已实实在在地生发出了整片浓荫。所谓的学术精神，相信您一定也有了自我的见解。
方广锠：沉潜笃实。但我还做得不够。
记者：“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在您的努力耕作下，以往未开垦的处女地今天已焕发出一派生机，曾让中国学者蒙羞的口号也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每一门学问都有其世界性，敦煌学也不例外，您认为在学术发展日益国际化的世界中，敦煌学该怎样迈出它下一个更大的步伐呢？
方广锠：“在您的努力耕作下，以往未开垦的处女地今天已焕发出一派生机”一句，应该改为“在中外敦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焕发出一派生机”。其实，目前敦煌学虽然一派生机，也面临一派尴尬。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谈。
借你的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句话的看法。
据说1984年或1985年，日本某学者讲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听到这句话的确不是滋味。但这句话在当年是一句大实话，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我曾经撰文称：日本学者的一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我们的一些学者耿耿不忘，经常要揪一揪。坦率地说，我也不喜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说法，我也赞同“知耻而后勇”的奋起，而且我本人也在奋起者之列。但是，不能不承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一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种更加科学、平和、大度的态度来对待这句话呢？
经过中国学者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敦煌学取得了长足进展。2000年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得到敦煌学界的一致赞同。既然现在大家都赞同季先生的话，再也没有人说那样的话了，为什么还要揪住二十多年前的话不放呢？这里反映出一种很不好的心态。
我反对“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种提法。盲目的民族自傲的背面是盲目的民族自卑。就现实而言，目前中国敦煌学固然成果丰硕，某些领域，我们已经领先；但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某些领域，依然是国外的学者走在前面。敦煌学本来是世界性的学问，各国学者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局面。敦煌学包括许多不同的学科，各学科发展不平衡也是很正常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种提法中蕴含的狭隘性、非学术性都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应该这样讲：敦煌在中国，中国学者有责任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与世界各国学者一起，共同推进敦煌学的发展。
最近在关于我的报道中，多次出现“曾让中国学者蒙羞的口号”之类的提法，令人非常反感。这次希望借贵报一角之地，说点心里话。
至于“敦煌学该去怎样迈出它下一个更大的步伐”，大家不妨去看一看我在今年2月13日《文汇报》上撰写的拙稿《敦煌遗书整理的回顾与展望》，就能找到答案。
记者后记这次访问是用邮件的形式完成的，行文之际，方教授依然身在北京寓所里，泡在浩瀚的史料中，继续他未完成的术业之途。正如他所言，敦煌遗书的编纂，敦煌事业的投身，于他而言已不是一种职业一项工作，也不是一份兴趣一片热情，而已成为一种自愿担当而无可推卸的责任，一种饱含深情而绵延不断的感恩。真正做学问者当如是，一切都已不再是舞絮飞花般的凡尘轻梦，而已成了崇山峻岭中的踏实步履，那么，这样的事业，这样的人生，才会是洗脱了浮躁轻狂的自得其满吧。学生记者孙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