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的发展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外延扩张。比如我国在上世纪末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2005年和2006年中等职业院校每年扩招人数达到100万，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等，这些都是规模化扩张。而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到了内涵发展阶段。
所谓内涵发展，可以沿用西方政府的三E标准，即效能、公平和效率，内涵发展的本质是高效公平的发展。要实现这三点，过去那种粗放型发展已经不适用了，必须对教育进行精细化管理。
另一方面，过去教育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有其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快做事。比如中职扩张、高校扩招等都是根据行政命令执行，是政府主导模式的一种体现。但在过去，政府主导模式比较粗放，对学校干预过多，学校自主权小。但政府主导模式并不是必然等于粗放，我国的教育要实现内涵发展还是要靠政府主导。
教育市场化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向，但西方的市场化改革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其偏离了教育目标，损害了教育的质量和公平，并未带来人民所期待的效率。市场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出现道德缺失，这些问题在我国的医疗改革中出现过。因此，市场的局限性决定了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市场规律不适用于教育，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而是具有它自身存在的功能，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领域。教育同时具有文化、社会、经济功能，与社会各个领域相关联，保证社会的延续。所以政府不应该放弃对教育承担的责任，在教育领域积极引用市场机制的同时，不能任由市场的力量在教育领域肆虐，而是应该阻止市场对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救治市场失灵。
因此，我国未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模式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内涵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根据现在的教育理念和政府理念进行自身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专业化程度。
教育行政改革方面，因为行政只是手段，目的是教育，所以必须从教育的意义上判定教育行政的质量。教育的目的是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这两个维度中界定的，因此教育和学校的贡献主要是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同样，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教育，教育一定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两个方面，身和心。中国教育从总体而言，被放大和强化的是知识，而忽视了孩子的身体和心智的成长，这对孩子一生的幸福都非常不利。社会的全面发展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教育应该是致力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现代教育行政观则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要求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的本质是理性化，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要有随意性。民主化强调社会参与，强调自下而上，但目前我国的教育行政和管理还没有放开，参与度很弱。2005年，我们做过一个调研，调查某个地区960位老师，这些老师中仅有7％认为教师对学校管理参与较多，32％的老师认为有一些参与，61％认为极少参与。调查发现，老师们非常希望参与学校管理，但学校给他们的机会太少。法制化就是反对人治。为了保证教育行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需要建立现代决策咨询审议问责制度，杜绝大事不商量、小事大商量的不正当决策。第二个维度是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服务政府即政府要考虑如何为促进教育的内涵发展服务，除了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公共教育服务以外，还要重视研究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不能只为了考试而教育，教育的范围应该扩大，同时要重视对校长和老师的培训，重视技术和督导评价、资源库的建设等。责任政府即政府要考虑如何对内涵发展的结果问责，要建立教育质量标准和教育公平标准，要注意倾听相关利益者的声音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法制政府即如何为内涵发展建章立制，内涵发展必须用国家的公权力推动。总之，政府应该转变其行政职能，成为教育体系的构建者、教育条件的保障者、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教育公平的维护者、教育标准的制定者、教育质量的监管者、教育市场的规范者。
另外，教育行政还需向专业化发展，包括建立起明确的从业标准和要求，其从业人员需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有完善的指示体系作为从业依据，建立起系统的伦理规范以约束从业人员的管理行为。教育行政专业化最关键的是人的专业化，因此最重要的是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从业人员的职责、资格、培训、考核制度都应该受到高度重视。(作者褚宏启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