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2014年春季论坛在河南驻马店举行。闭幕前，与会的178所高等学校共同发布了《驻马店共识》，旨在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的“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战略部署，以产教融合发展为主题，探讨“部分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和“中国特色应用技术大学建设之路”。
在教育部发出探索施行“技能型”与“学术型”两种模式高考的信号不久，《驻马店共识》又一次引发社会的持续热议。在点赞教育界好戏连台的同时，人们还是冷静地看到我国教育生态的巨大落差。为“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叫好，但对“涉险滩”、“趟深水”的种种艰难曲折估计不足，还未达到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的程度。
长久以来，我们对人才的定义和定位僵化刻板，并未真正把握规律，更谈不上与时俱进，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偏激，刻意将“某类人”定为一尊。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当今的应试教育，要么“捧杀”，要么“骂死”。上世纪六十年代刮起呼啦啦的“文盲神圣”之风，“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是英雄。七十年代末重拾高考，本来是件大好事，即刻被强大的惯性推向“唯学历论”、“唯职称论”的单轨之上。连纯粹的民间文艺也时时偏于一尊，有的越是没文化越走红；有的则残酷博弈高学历、高职称。眼下，即便同属高教圈，大学也是三六九等，壁垒森严，说是“分类”，实为“分层”。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从上至下，等第分明；轻重缓急，从约定俗成变成金科玉律，连毕业生打分都得看师出何门，一分之差，一生之痛或一生之恨的例证并非少见。
中国的传统人才观，还有一个致命弊病：个人功利的目的性太强，追求短期效应。此外，“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往，至多只能培养出合格的、批量生产的“普适人员”，而很难造就出个性化的“专业强员”，更不用说“技术大师”了。办公室的白领办事员成了当下职场上的香馍馍。乱读书不只是输掉钱财，而是输掉了个人的时间和国家的命运。
在坚持广义人才论，即只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从事创造性劳动，推动社会发展的都是国家需要之才的同时，我们应不唯学历与资历，而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尤其要倡导人人都能成才的观念，即强调人才依附民众，人才来自实践，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才观。
人才观的经义要旨是“知”和“行”的统一，并力求两者优化。惟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是否为“人才”，因此适用性是首要考量。真正的适用性才必定是两种必备因素的总和：一是内在潜能的发现和发挥，二是接受过正确外力的规范和培养。关键是我们使用的“养”，在方式上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特养”，如古代依据门第、等级和当年依据阶级出身而进行的选才；借助前辈或种种社会关系遴选人才，俗称“荫养”；更有花钱读重点学校或海外镀金式的成才，这是“商养”；诚然，“圈养”不在少数，将学生关进学校只喂养书本知识就觉得会成才；今日又时兴“宠养”，只要有高学历、高级职称或在什么大赛上获了奖，就将此人视为特殊人才，捧若至宝。时代呼唤我们必须打破一切不合理的选人用才体制，摒弃和超越种种模式化的人才观，立足于培养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人才，这是一个期待学术人才辈出，更盼技术大师云集的年代。
20世纪初发端于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 成为当代大学的第三职能，即服务社会。威斯康星大学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通过培养人才和输送知识两条渠道，打破大学的传统封闭状态，努力发挥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积极促进全州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使大学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的连接更为紧密，同时，高等农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同步得到强化。1904年该校校长范海斯提出“威斯康星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大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普惠本州公民。该计划被描绘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大学对本州人民的作用就如同人的头脑对人的手、脚和眼的作用”，“大学要给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威斯康星大学以其卓越的社会成就备受赞誉，世界各高校纷纷效仿。这也是该校成为世界名校的理由。
毋容置疑，学术是大学的精气和脊梁，代表它的高度和深度。但这不能成为大学远离现实，脱离实际搞学问的藉口，更不能独善其身，孤芳自赏，金字塔和象牙塔式的学府绝对不是人民满意的大学。重道轻术，或有道无术，这是当下实体经济不实诚，制造工业不坚挺的重要根源之一。
学术与技术区别何在？学术重在“学”字，根植于学科，研究的是理论上的可行性，不太顾及现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崇尚的是理性思维的突破。
技术落脚在“技”字，“技”是带提手的，讲究的是现实中的可行性，动手能做出来，派得上用处。技而优则才，能工巧匠本该赢得社会认同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应用技术与学术成就，两者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仅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况且到了后工业时代，常常是彼此交融，伯仲难分。
时常看到一些谩骂国内学术的帖子，诋毁专家，嘲笑学者。这种现象一方面由于学界个别心术不正者违规违法和管理不善不严所致，另一方面或许由于部分公众对大学和科研院所所承载的内容产生理解错位。当然，个别专家和学者科学伦理缺失，自我感觉膨胀也会闹出许多让公众耻笑的话柄。
一言以蔽之，学术是技术之源，技术是学术之体。学术理论需要技术的强力支持，反复检验，那才是真正的科学。因此，社会应公正客观地评价技术院校及技术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人们惊叹爱马仕工艺，但你知道吗？那些只有在法国著名皮革学院毕业后，并在爱马仕皮革学校完成两年以上学徒式学习的工匠，才能进入爱马仕工厂。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学府，在俄国近代史上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诸多院士、资深教授均毕业于这所学校。但该校的中文宣传材料封面上称自己是“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又是“国家研究型大学”。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教育机构”简直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概念！
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达727万人，又创新高。然而，就在“更难就业年”，人才市场内不少企业门可罗雀，火不起来，一线技术人才的短缺几近50%，产业经济界大呼：“我们要的人才在何处？”每一名求职大学生的苦恼影响着一个家庭，深层危机不仅在于经济的持续繁荣、高等教育的颜面，更与人民安居乐业攸关。
为何大学生一职难求，而职场却难觅合适人才。学生是上帝，上帝与我们约会，我们却在老地方等他。产生人力资源市场悖论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很多大学不了解产业对人才的数量质量需求，封闭办学，自定目标，自我评价，“自娱自乐”，造成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学生、产业和国家这3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因此，中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改革战略。
“技能型”与“学术型”两种模式高考的信号发出不久，不少高校，尤其是一些新本科院校和职业技术院校纷纷作出回应，赞赏和认同，为下一步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和改革积极备战。但还有一些院校担忧，高考模式的变化和《驻马店共识》的颁布，会不会挨一刀，接受新的分层手术，落到技术族群内，没有“学术”标签，没有“研究”名分，好像低人一等。更担忧社会认可度下降，优秀师资流失，甚至资源配置不公，种种此类担忧不无道理。因此，《驻马店共识》更需要政府的首肯和社会的助推，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上，要提前谋划，精心设计，也要在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匡正和引领上下功夫。劳动尽平等，唯有敬业、擅业、乐业才比得出真正的高低。政府要给这类院校吃定心丸，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回归技术教育本源，触碰职业培养本真，不图虚名，务实进取。即便重点或名牌大学，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专业属于技术技能型的，要坚守本色，敢于接招，回应需求。
在欧美，尤其是西北欧，综合技术大学（polytechnic）很多。在这些地区的综合技术大学与我们所说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是并列的。对polytechnic的“偏见”令欧美人惊讶和好笑，正如芬兰高等教育结构的示意图所示，在教育部下面，并排着university和polytechnic，在二者的下方，分别列出综合性大学和综合技术大学的名称，这两类高校承担着培养不同类型人才的任务。以管理教育为例，polytechnic以培养工商管理职业人才为主，即BBA（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而像管理科学、管理工程等学科，多数就设在university。在学生人数上，polytechnic也多于university，充分体现了人才培养的不同性质和类型，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当下我国正在实施的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战略性调整，正是顺应大势，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
上个世纪90年代，韩国为终身学习“立交桥”设计了一张行之有效的蓝图，始称学分银行，它是模拟或借鉴银行的某些功能与特点，通过学分储存和积累、认证和转换，使学习者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它是学分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现代教育管理模式的典范，由此，学分银行构成的终身学习“立交桥”主线图在欧美亚很多国家得以陆续施行。
在实现《驻马店共识》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基础工程的早日竣工，那就是建立起统一规范、灵活便捷、公平包容的“学分银行”，这样才能使各类各级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等融会贯通，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这一庞大复杂、精准流畅体系的构建亟需政策、标准、规范、技术、资源、文化等要素的支撑，还涉及到“质量与社会认同”、“公益与利益驱动”、“公平与法制环境”等社会影响。因此，学分银行的建设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从顶层设计、法规建设、公益性手段、质量规范等现实问题入手，夯实终身学习“立交桥”基础。政府及媒体要从根本上打消人们的顾虑和不安，教育有类别之异，但绝无层次高低优劣之分，适应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能从容自主地选择何时何地接受何种教育，那是老百姓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老祖宗的遗训不只是反复念诵的口头禅。
“双元制”的德国教育不仅构建了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教育体系，而且为制造业强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经费和主要责任，学生在企业受训的时间要双倍甚至更多于在职业学校学习的时间。企业是实施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场所，学生在企业里的身份是学徒，而且日后并不影响就读普通高校的机会，只要你愿意。
美国教育行政权力分属各州，各州均制定本州适用的学分转移政策，共性较多，便于操作，如设有转移院校的认证类型、按照衔接协议或转移协议实施评估、考量转出院校（包括海外）与接收院校课程的相似度等。
以学分、课业负荷量、等级为要素的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系统（ECTS），始终将学生置于中心，为其提供了一整套跨校、跨国、跨文化的学分互换规章制度，凸显学习成果与现实能力。
我国早在2001年首先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始学分银行的探索，2004年千余所职业学校试行这一制度，随着终身教育思想的广泛认同与践行，学分银行开始跳出职教框架，走向各类教育，但立交桥的双向乃至多向流动功能并未真正形成，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师资远未形成坚强的方阵，具有效度和信度的中国式“应技养成模式”及其文化氛围仅是雏形，其社会地位的取得还需更多时日，要使“共识”化为现实，任重道远，不容乐观，然而，这确确实实关乎中国能否以一个令人信服的“制造大国”身份迈向“智造大国”，甚至“创造大国”的更高境界。
在教育部发出探索施行“技能型”与“学术型”两种模式高考的信号不久，《驻马店共识》又一次引发社会的持续热议。在点赞教育界好戏连台的同时，人们还是冷静地看到我国教育生态的巨大落差。为“壮士断腕”式的改革叫好，但对“涉险滩”、“趟深水”的种种艰难曲折估计不足，还未达到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的程度。
挣脱传统人才观的沉重枷锁
长久以来，我们对人才的定义和定位僵化刻板，并未真正把握规律，更谈不上与时俱进，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偏激，刻意将“某类人”定为一尊。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当今的应试教育，要么“捧杀”，要么“骂死”。上世纪六十年代刮起呼啦啦的“文盲神圣”之风，“知识越多越反动”，交白卷是英雄。七十年代末重拾高考，本来是件大好事，即刻被强大的惯性推向“唯学历论”、“唯职称论”的单轨之上。连纯粹的民间文艺也时时偏于一尊，有的越是没文化越走红；有的则残酷博弈高学历、高职称。眼下，即便同属高教圈，大学也是三六九等，壁垒森严，说是“分类”，实为“分层”。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从上至下，等第分明；轻重缓急，从约定俗成变成金科玉律，连毕业生打分都得看师出何门，一分之差，一生之痛或一生之恨的例证并非少见。
中国的传统人才观，还有一个致命弊病：个人功利的目的性太强，追求短期效应。此外，“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观念根深蒂固，长久以往，至多只能培养出合格的、批量生产的“普适人员”，而很难造就出个性化的“专业强员”，更不用说“技术大师”了。办公室的白领办事员成了当下职场上的香馍馍。乱读书不只是输掉钱财，而是输掉了个人的时间和国家的命运。
在坚持广义人才论，即只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从事创造性劳动，推动社会发展的都是国家需要之才的同时，我们应不唯学历与资历，而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尤其要倡导人人都能成才的观念，即强调人才依附民众，人才来自实践，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才观。
人才观的经义要旨是“知”和“行”的统一，并力求两者优化。惟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是否为“人才”，因此适用性是首要考量。真正的适用性才必定是两种必备因素的总和：一是内在潜能的发现和发挥，二是接受过正确外力的规范和培养。关键是我们使用的“养”，在方式上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特养”，如古代依据门第、等级和当年依据阶级出身而进行的选才；借助前辈或种种社会关系遴选人才，俗称“荫养”；更有花钱读重点学校或海外镀金式的成才，这是“商养”；诚然，“圈养”不在少数，将学生关进学校只喂养书本知识就觉得会成才；今日又时兴“宠养”，只要有高学历、高级职称或在什么大赛上获了奖，就将此人视为特殊人才，捧若至宝。时代呼唤我们必须打破一切不合理的选人用才体制，摒弃和超越种种模式化的人才观，立足于培养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人才，这是一个期待学术人才辈出，更盼技术大师云集的年代。
找回丢失的“威斯康辛思想”
20世纪初发端于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 成为当代大学的第三职能，即服务社会。威斯康星大学在教学和科研的基础上，通过培养人才和输送知识两条渠道，打破大学的传统封闭状态，努力发挥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职能，积极促进全州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使大学与社会生产、生活实际的连接更为紧密，同时，高等农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同步得到强化。1904年该校校长范海斯提出“威斯康星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大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普惠本州公民。该计划被描绘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大学对本州人民的作用就如同人的头脑对人的手、脚和眼的作用”，“大学要给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威斯康星大学以其卓越的社会成就备受赞誉，世界各高校纷纷效仿。这也是该校成为世界名校的理由。
毋容置疑，学术是大学的精气和脊梁，代表它的高度和深度。但这不能成为大学远离现实，脱离实际搞学问的藉口，更不能独善其身，孤芳自赏，金字塔和象牙塔式的学府绝对不是人民满意的大学。重道轻术，或有道无术，这是当下实体经济不实诚，制造工业不坚挺的重要根源之一。
学术与技术区别何在？学术重在“学”字，根植于学科，研究的是理论上的可行性，不太顾及现实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崇尚的是理性思维的突破。
技术落脚在“技”字，“技”是带提手的，讲究的是现实中的可行性，动手能做出来，派得上用处。技而优则才，能工巧匠本该赢得社会认同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应用技术与学术成就，两者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仅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况且到了后工业时代，常常是彼此交融，伯仲难分。
时常看到一些谩骂国内学术的帖子，诋毁专家，嘲笑学者。这种现象一方面由于学界个别心术不正者违规违法和管理不善不严所致，另一方面或许由于部分公众对大学和科研院所所承载的内容产生理解错位。当然，个别专家和学者科学伦理缺失，自我感觉膨胀也会闹出许多让公众耻笑的话柄。
一言以蔽之，学术是技术之源，技术是学术之体。学术理论需要技术的强力支持，反复检验，那才是真正的科学。因此，社会应公正客观地评价技术院校及技术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人们惊叹爱马仕工艺，但你知道吗？那些只有在法国著名皮革学院毕业后，并在爱马仕皮革学校完成两年以上学徒式学习的工匠，才能进入爱马仕工厂。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大学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学府，在俄国近代史上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诸多院士、资深教授均毕业于这所学校。但该校的中文宣传材料封面上称自己是“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又是“国家研究型大学”。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和“职业教育机构”简直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概念！
担心“分类”异化为新一轮“分层”
今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达727万人，又创新高。然而，就在“更难就业年”，人才市场内不少企业门可罗雀，火不起来，一线技术人才的短缺几近50%，产业经济界大呼：“我们要的人才在何处？”每一名求职大学生的苦恼影响着一个家庭，深层危机不仅在于经济的持续繁荣、高等教育的颜面，更与人民安居乐业攸关。
为何大学生一职难求，而职场却难觅合适人才。学生是上帝，上帝与我们约会，我们却在老地方等他。产生人力资源市场悖论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很多大学不了解产业对人才的数量质量需求，封闭办学，自定目标，自我评价，“自娱自乐”，造成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学生、产业和国家这3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因此，中央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教育改革战略。
“技能型”与“学术型”两种模式高考的信号发出不久，不少高校，尤其是一些新本科院校和职业技术院校纷纷作出回应，赞赏和认同，为下一步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和改革积极备战。但还有一些院校担忧，高考模式的变化和《驻马店共识》的颁布，会不会挨一刀，接受新的分层手术，落到技术族群内，没有“学术”标签，没有“研究”名分，好像低人一等。更担忧社会认可度下降，优秀师资流失，甚至资源配置不公，种种此类担忧不无道理。因此，《驻马店共识》更需要政府的首肯和社会的助推，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上，要提前谋划，精心设计，也要在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匡正和引领上下功夫。劳动尽平等，唯有敬业、擅业、乐业才比得出真正的高低。政府要给这类院校吃定心丸，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回归技术教育本源，触碰职业培养本真，不图虚名，务实进取。即便重点或名牌大学，其实也有相当一部分专业属于技术技能型的，要坚守本色，敢于接招，回应需求。
在欧美，尤其是西北欧，综合技术大学（polytechnic）很多。在这些地区的综合技术大学与我们所说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是并列的。对polytechnic的“偏见”令欧美人惊讶和好笑，正如芬兰高等教育结构的示意图所示，在教育部下面，并排着university和polytechnic，在二者的下方，分别列出综合性大学和综合技术大学的名称，这两类高校承担着培养不同类型人才的任务。以管理教育为例，polytechnic以培养工商管理职业人才为主，即BBA（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和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而像管理科学、管理工程等学科，多数就设在university。在学生人数上，polytechnic也多于university，充分体现了人才培养的不同性质和类型，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当下我国正在实施的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重点的教育结构战略性调整，正是顺应大势，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
期待“立交桥”蓝图早日竣工
上个世纪90年代，韩国为终身学习“立交桥”设计了一张行之有效的蓝图，始称学分银行，它是模拟或借鉴银行的某些功能与特点，通过学分储存和积累、认证和转换，使学习者能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它是学分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现代教育管理模式的典范，由此，学分银行构成的终身学习“立交桥”主线图在欧美亚很多国家得以陆续施行。
在实现《驻马店共识》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基础工程的早日竣工，那就是建立起统一规范、灵活便捷、公平包容的“学分银行”，这样才能使各类各级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等融会贯通，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这一庞大复杂、精准流畅体系的构建亟需政策、标准、规范、技术、资源、文化等要素的支撑，还涉及到“质量与社会认同”、“公益与利益驱动”、“公平与法制环境”等社会影响。因此，学分银行的建设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从顶层设计、法规建设、公益性手段、质量规范等现实问题入手，夯实终身学习“立交桥”基础。政府及媒体要从根本上打消人们的顾虑和不安，教育有类别之异，但绝无层次高低优劣之分，适应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最好的教育。能从容自主地选择何时何地接受何种教育，那是老百姓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老祖宗的遗训不只是反复念诵的口头禅。
“双元制”的德国教育不仅构建了德意志民族独特的教育体系，而且为制造业强国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经费和主要责任，学生在企业受训的时间要双倍甚至更多于在职业学校学习的时间。企业是实施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场所，学生在企业里的身份是学徒，而且日后并不影响就读普通高校的机会，只要你愿意。
美国教育行政权力分属各州，各州均制定本州适用的学分转移政策，共性较多，便于操作，如设有转移院校的认证类型、按照衔接协议或转移协议实施评估、考量转出院校（包括海外）与接收院校课程的相似度等。
以学分、课业负荷量、等级为要素的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系统（ECTS），始终将学生置于中心，为其提供了一整套跨校、跨国、跨文化的学分互换规章制度，凸显学习成果与现实能力。
我国早在2001年首先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始学分银行的探索，2004年千余所职业学校试行这一制度，随着终身教育思想的广泛认同与践行，学分银行开始跳出职教框架，走向各类教育，但立交桥的双向乃至多向流动功能并未真正形成，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师资远未形成坚强的方阵，具有效度和信度的中国式“应技养成模式”及其文化氛围仅是雏形，其社会地位的取得还需更多时日，要使“共识”化为现实，任重道远，不容乐观，然而，这确确实实关乎中国能否以一个令人信服的“制造大国”身份迈向“智造大国”，甚至“创造大国”的更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