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2024年10月16日
标题：江南文化与城市发展的“人·地·财”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宋代以来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江南文化和城市研究学术创新是长三角创新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2024年10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古代史研究室举办了“江南文化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宁波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社科院等科研院所的20余位学者与会。诸位学者从具体问题入手，探讨江南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江南文化发生和传播的路线、古代江南城镇的精神内涵和城市化进程、江南城市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关系等主题，本文从人、地、财三个角度介绍与会学者的思索，力图呈现鲜明的家族特征、流动的地域性格、协作的经济模式等江南文化特质。
与会学者合影
众蕊齐敷：塑造江南文化性格的人物
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文化正面临着被解构被碎片化的难题。如何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保存自己的根基？如何在唤起沉睡的古老文化的同时，进入世界文明？作为中国文化群体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的江南文化，个人的书写、家族的传承，正是强调文化自觉的有效方式。
上海师范大学严耀中提交的论文为《〈注解大品序〉与梁武帝的佛学倾向》。众所周知，以皇帝的威权禁止僧侣肉食是梁武帝对中国佛教所做影响深远的举措，解读梁武帝所著《注解大品序》，可以看出其直接的理论依据来自《涅槃经》。在此之前，流行于中土的是《般若经》，般若学通过对词义和概念的改造，迈出了佛学思想被中国士大夫普遍接受的第一步。从东晋到南朝，是一个皇权逐渐恢复强势的过程，在思想意识上，也需要提供维护体制之合乎法理的依据。梁武帝利用其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如颁布诏令以断僧侣酒肉，卖身寺院以实践菩萨戒行等等，轰动当时，影响长远。这些举措对佛学与佛教中国化和社会普及的贡献之巨，远非一般高僧所能比拟，成为当时佛学中国化最有力的推动者。
《琉球实录》是东亚海域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但其成书脉络以及作者的生平事迹较为模糊，以往的叙述语焉不详。复旦大学王振忠以《王韬日记新编》和庋藏于琉球大学的汉籍《伯德令其他往复文》等材料为抓手，叙述钱氏在松江时与洋人的过节纠葛、远赴琉球依托的美国舰队之力、出海之后与那霸地方官的文书交涉，钱氏此段生平自有精彩之处，而其人生重要关节的转折与事迹的纪录，均与挚友王韬的眼界、周旋和帮助密不可分。
上海社科院马学强以年表方式，对基础教育办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李楚材生平作了详细梳理，从陶行知、陈伯吹直至上海著名学府位育中学，书写了“百年名校、江南文脉”中的重要一环。
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以民国报刊海派文化论辩为着眼点，提出“文化差序”的观念，认为海派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古今中外多重“文化差序”交汇的客观结果，也是世人认知水平不断变化的主观建构，这两个变量的互动决定了海派文化的现代性、本土性与兼容性。
复旦大学邹怡以禅茶一味为切入点，梳理禅从一种修行方式演变为一种佛家境界、最后又随禅宗对自然的推崇而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态度的历史演变。
复旦大学于佑安考察明代金山卫西氏将门的家族史，探讨国家政策对卫所军官家族仕进产生的作用，同时也描述了武将纵然亲理文政，依然不能为属地百姓适应接纳的复杂历史面相。
研讨会现场
舆马舟楫：从江南走向世界
人既勤劳，地亦富庶，江南地区密布的河网形成天然交通网络，加之明清时期大运河全线贯通，南北货物运输得以沟通，面向全国的工商业由是繁荣，转口贸易的出现亦成为可能，从而构成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传播与相互影响。
上海社科院景子凌、叶舟利用族谱、持志学院档案及相关报刊、档案等资料，深入研究了安徽望江的何氏家族。晚清时代，随着财富的积聚，何氏家族从安徽走向两淮盐务中心的扬州，留下的何园至今仍是城中名园；其后，随着扬州的衰落，何氏家族又渐次移居崛起中的上海。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中，何氏家族创办了持志学院，家族成员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等或为姻亲或为师生，身处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关系网络，其上升通道由参加传统科举迅速转型为接受大学教育并出国留学，从“祖孙翰林”迅速转变为“兄弟博士”。何氏后辈中，何祚庥和王承书获评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大放异彩。
上海师范大学薛理禹、何滨对清代蔗糖的流通进行研究，认为除供给江南本地消费外，部分蔗糖会再次作为商品通过海上贸易运往其他地区贩售。江南地区的主要贸易港口是上海、乍浦与宁波，蔗糖的出口因此成为可能，其中日本是江南海上蔗糖转口贸易的主要销售市场，吕宋与江南海港之间也有蔗糖转口贸易存在。
上海师范大学洪煜通过对江南城市报业网络的论述，指出上海近代报业的新闻信息、印刷技术、报人群体乃至报业公会等资源构成了上海与江南城市之间的报业联动。
上海社科院张晓东通过研究唐代苏州的陶瓷中转贸易，提出苏州拥有了陶瓷外销港常熟黄泗浦和华亭青龙镇，中外人士多有经苏州出入华境和登船远航，苏州“运河——丝路城市”的历史地位确定不移。
东华大学杨茜提出明清之际江南士人选择逃难之地时以邻近地区为主，大多不跨府；交友关系和松散的宗族关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讨会现场
问策计然：超区域经济中心如何可能
当下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城市体系大变迁过程中，这次变迁是由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带来的。
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超越地域的疆界，从江南的视野解读徽州，从“无徽不成镇”的历史成说提出“江南不能没有徽州”的新见，重视超区域经济网络的空间与分布功能的观点，对学术界既有范式主导的习惯性区域划分构成了挑战。
在上海兴起为全国最大都会之前，苏州一直居于全国发达的经济中心，是全国最为突出的赋税钱粮重地，在国家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重要的赋税财政地位，奠立在举世闻名的商品生产加工中心之上，有赖于源源不断的大规模商品流通输送，倚靠着高度发达的银钱金融体系。南京大学范金民通过丰赡的史料排比，在扎实的文献研究、文物考据、史实论证的基础上，展示了清代苏州的金融地位。
复旦大学冯贤亮以嘉善县为个案，介绍晚明江南县域社会的救济与秩序维护。慈风善脉所披，绵绵不绝的不仅是基层社会的思想教化，更在物质救济方面设置了完善的规章制度，如同善会对不等银色的鉴别、对冒领贫户的防范等，从细节和流程俱有详尽的解释，众人共任的善意，兼之细致可行、杜绝奸欺的规定，方可长远维护秩序、落实义举。
金泽古称白苧里，水乡泽国，鱼米赛金，古镇里的桥梁密度冠于江南，颐浩寺更是江南市镇名刹。《金泽小志》记载29座桥梁，其中共有26次清代修建记录，包括顺治朝1次，康熙朝6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10次，嘉庆朝4次，道光朝1次。上海社科院王健通过分析历次在寺庙和桥梁修建中捐款的人数、涉及的姓氏和商贸身份的构成，众士善济的经费构成跃然欲出，而清代前中期金泽市镇的恢复与发展亦可于其中现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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