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 | 王贺: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不同问题与“视域融合”

发布者:新闻中心发布时间:2021-10-25浏览次数:83



重述研究史


谈及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史料热”、文献史料的“繁荣”局面,或是其所取得的诸多成就、贡献,论者多强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承担、完成,后之来者承其余绪、勉力前行的结果。这样的叙事模式固然不能说错,特别是站在建构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现代文学文献学、当代文学史料学等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形塑这一学术传统、遗产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学术、教育制度之力也同样值得重视。


意识形态方面,不惟有文化、文艺政策此一面向,实际上,重视资料工作且身体力行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传统。在赓续传统的基础之上,早在19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颁布了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其后文化部又颁发了《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未决定图书分类法以前整理图书的一个临时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指导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处保存、整理资料,及至新的图书分类法问世尤其新时期以来,相关工作更形规范、成熟。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提出“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但研究不能没有资料,重视对大学及其他文化馆所的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也就不言而喻。简言之,1949年后,来自学院内外的学者们整理、研究这些资料的理论与实践,与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笔者前此曾撰文分析过1949-2019年间学术与高等教育在空间上的差异,学术生产、评价制度及文献资料利用制度的变化等多重因素在现代文学文献研究领域所造成的影响和限制(参见《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当代文学史料领域大率如此,但与现代有所不同,早期受作协体制影响较大。而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因大学体制、学科制度、学术制度的变化,与当代文学研究不断历史化、知识化的“内在理路”相耦合,至今似已渐成风气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仍有待检讨、发展和完善的问题和现象。当然,相较于现代文学而言,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种类更多、数量更为庞大,且处于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状况之中,更具有丰富的研究可能。但可以肯定地说,倾心于整理当代文学史料,或是从文献史料出发、重新整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理念目前尚未普及,与之相应的若干做法目前也才刚刚起步,一切还有待观察。


共通的难题


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文献史料无外乎包括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作家书信、日记、回忆录等。一般而言,可分为专题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资料、文学史上某种文学现象的研究资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书刊编目、年谱、文学大事记、索引、笔名录、辞典、手册等)、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种调查报告、访问记、回忆录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编选、佚文的搜集、书刊的影印和复制等)、传记性史料(包括作家传记、日记、书信等)、文献史料(包括实物的搜集、各类纪念活动的录音录像等)、考辨性史料七大类。不过,我们平常搜集、整理、利用最多的仍然只是文学作品、评论和研究、作家书信、日记、回忆录这几种,而档案资料、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长期以来未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史料者的视野,立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本位,对其进行大规模整理和研究,似也无从谈起。因此,其之于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仍须予以申说。


档案资料方面,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展开过程中,学者们就曾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目前也已出现一些利用档案资料研究作家生平传记经历、作家群体的文学与学术活动、“思想改造”运动、第一次文代会及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等方面的论著,但就其总体情况而言,运用档案资料(或以之为主要参考资料,或与其他资料参证)研究现代、当代文学者仍不多见。特别是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与其关系比较密切的“革命历史档案、民国档案及建国初期历史档案目前在研究中利用率不高”。“实际上,作为‘直接形成’的‘过程史料’”,“它们可以为文学组织研究提供作家、编辑、批评家在单位制度下原生态的生活史料。”“为经典文本提供可以比勘的‘现实版本’,可以打开有关个人想象、社会再现方面的问题空间。此外,对于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档案亦可提供‘不宜公开’的珍贵史料。”(张均:《档案文献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 2016年第5期)


地方文献方面,早在194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提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此后,地方志编修传统虽曾一度中断,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恢复,但对于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在各地图书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处仍然继续进行着,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收藏。其中,也有不少的现代、当代文学史料,不仅可为研究、撰写地方文学史和国别文学史提供新资料,还可补正其不足,订正其错误,并用于研究地方社会文化、民间文化,但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对此普遍重视不够。最近关于莫言、余华等作家早期生平创作经历的研究,开始搜集、利用地方文献,但若是就其总体状况而言,仍有待开掘、整理和研究。


与地方文献仍可能出自地方政府、精英人士之手不同,民间文献来源于每一个“无名”的普通人,其中既有乡民、市民、侨民,也有一般所谓的“乡土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作者。就其文献类型而言,既有契约文书、乡规民约、账簿、族谱、碑刻、日记、笔记、生活杂记、自传、年谱等常见资料,也包括科仪本、唱本剧本、课业文章、书函信札、日用杂书、地理书、善书、医书及庙宇红榜、村头村尾的张贴告示等,内容相当丰富。若欲重构一个村落或社区的文学、文化历史,自须对上述材料有相当之倚重。近年来出版的多种大型民间文献丛书及目前已建成及规划中的多种民间文献数据库项目,正可为我们展开这方面研究提供帮助。但与华北、华南、华东等地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较充分相比,西北、西南等地尚有许多空白,迄今学术界对民间文献的利用仍嫌不足。


不过,也许应该指出的是,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对地方文献、民间文献的重视背后,隐藏着一种文献与田野并重,文献搜集、实地调查、实物寻访与人物口述、访谈融汇为一体的方法论自觉。这种方法论中,不仅蕴含着德国19世纪史学和中国近现代“疑古”学派所强调的“史料批判”意识,还强调了学术研究的想象力。仅仅将其视作对一种特定类型的文献史料的开掘和利用的做法,则颇有几分近似于阿马蒂亚·森所谓的“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也正如科大卫所说,“历史学者研究的文献,来源于田野;田野可以在乡村,也可以在达官贵人的官邸。文献怎样产生,怎样流传,什么文献保留下来,什么文献没有,都在某类田野经历过一定的时间。它活在田野之中,有的仍然活着。历史学者若不能从文献看到田野,他或她只是一个抄袭的机器。从田野的角度读文献,文献的内容是一层一层的,原来某句话经历过解读,又放了另一篇文献之内,如此转手多次,才到达历史学者的视野。您有兴趣知道的,是文献的哪一层呢?您又有多少田野的幻想,帮助您看出其中的变化?我们这些城市长大、五谷不分的人,不跑田野,怎样可以有看透文献的想象力?”当然,文学(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有所不同,前者多关注精英人物的、极具原创性的文本,亦即一般所谓“第一流作品”,而后者描述、理解社会和历史的变迁,自可发展出不同于上流社会、精英人物的庶民立场、视角,自下而上来重新理解和解释历史。


除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给予我们的丰富的启示,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传统内部也不乏先例。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歌谣、谚语、传说、儿童文学的发掘、讨论和利用,虽是基于将传统文学、文化视为贵族、精英文学的观念出发,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语、国族文学和新的文化、文明形态,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含着对农村生活的浪漫化、理想化的立场,较为缺乏法国年鉴学派所谓的“民众思维”,或是以“地方性知识”视角理解农村、以“街角社会”理解城市生活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自觉。但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理念、方法及其对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的深入解读,仍有相当可资借鉴之处。也正如已有的部分成功的研究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档案资料、地方文献、民间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之后,往往会有新的史观、史识(有时可能显得比较细小、具体),这不正是我们所渴望的吗?


不同问题和“视域融合”


尽管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有上述共通的难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各自面临不同的具体问题。极为概括地说,现代文学文献重研究胜过整理,常见文献、基本文献大多现已整理出版,相关研究也已呈现出一定的体系化的倾向,建立一个完整、独立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学科已成为许多这一领域学者的追求,但这一领域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太具体或碎片化,而恰恰是研究过程中问题意识的匮乏。也正因此,一篇或一组新发现的作品和评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写既有的文学版图,就成为许多同行质疑、责难现代文学辑佚之学的理由。不过,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这种批评仍然是将现代文学文献学视为文学史(或是历史)附庸的文献史料研究,实际上是将“文献学”和“史料学”等而同之、混为一谈。老实说,如果我们仍在这样的学术思想视野中看待文献史料工作,或是幻想着通过一些新资料来颠覆、改写文学版图,或许注定是一种徒劳。因为作为研究者/解释者,我们既无法完全摆脱、离开现有的学术积累(可能常常体现在文学史研究、书写中)和各种前理解(当然也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各种“主观性”认识),也很难仅凭对某种/些新文献史料的发现、利用,或是对“常见书”不同寻常的解读,从而得出一系列石破天惊、惊世骇俗的洞见,甚至一个新的研究、叙述框架,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文学史观。哪怕是在纯粹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样的研究也并不多见。我们很难说陈寅恪对隋唐政治制度渊源的研究,就代表着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洞察到“文献学”和“史料学”的不同,体认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发展纯粹的文献学研究的可能。这一研究和作为文学史(或是历史)附庸的文献史料研究的不同在于,“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史料问题,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现代文学也首先需要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们的史料学。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过程就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核心文本成为文献学追逐的目标确实是学术向更高层面重新发动的标志,同时也是学术精神的淬炼和提升。”(王风:《现代文本的文献学问题——有关〈废名集〉整理的文与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就纯粹的文献学研究而言,其需要我们在中西、古今文献学的学术传统中发展出一种真正以现代、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为之建立其独有的方法论和学科规范、边界的文献学,而在这一研究图景中,搜集整理资料只是小小一环。就此而言,瞄准改写文学史的“问题意识”,只是所有“问题意识”中的一种,不必过分强调,更不必成为文献史料研究者行动的牢笼、枷锁和自我贬抑的思想根源。


与现代文学文献重研究胜过整理而言,当代文学史料重整理,特别是抢救性整理的要求,较研究更加迫切。不仅整理工作期待着在点和面上突破,在整理和研究过程中由于许多研究者不甚熟悉既有做法、规范往往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同样有待克服,如以“史料整理”为名的工作全无校勘、注释和版本异同之比较。而新造概念,或将原有的文献学、史学研究概念泛化等(如所谓“考释”也者,既无“考”,亦无“释”,不过是从知识社会学、考古学视野出发而做出的一项研究,与“考释”何干)对文献学、史料学传统的隔膜的研究现状,也需要反思和纠正。当然,概念术语、研究工具方面的问题,是两者都必须共同面对的,学者们也在不断地进行摸索、调整,如笔者力主在近现代文献研究领域慎用“佚文”概念,可喜的是,近年来渐已为“集外文”说所取代。与现代文学文献已属历史遗迹不同,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更加贴近当下生活,常常与政治、社会环境同频共振,且以我们“贵远贱今”的普遍心理作祟,许多文献史料未能及时、有效保存,人为造成的散佚、毁坏现象较为突出,一些重要讲话、会议记录的查阅和对档案资料的积累,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不便阅读、研究和传播,颇值努力发掘、利用。许多重要当代作家、社团、流派的资料,还有很多空白需要搜集和整理。同时,因其资料种类增加、数量更为庞大,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是否、如何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整理海量的互联网文学资料,就成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者需要探究、思考的问题。


另外,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上,对现代文学资料的研究,基本上是文献、历史研究,只有一小部分实物、口述、访谈的音视频资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除了作家作品(书籍)、报章杂志、手稿,尚可有大量口述、访谈、田野调查、特殊的出版史和书籍史资料及各种形态的多媒体资料作为凭借。因此需要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远不止是普通的文学批评、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几种。这也就意味着从事相关研究时,不仅需要师法古文献学和现代文学文献学,还需要更多的“视域融合”,让“不同的视域相互克服彼此的局限性,达到更大的普遍性”。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感觉派佚文发掘、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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