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两平一同”改革取向，《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兼顾总体与实操的竞争性市场建构要求，正是要以开放竞争推动各种所有制企业在一个市场内发展、一个尺度下竞争，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优秀企业脱颖而出，来推动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目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以“两个毫不动摇”实现各种所有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近期，又发布了《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将“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法律，明确将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笔者认为，要从系统观、长远观角度来理解“两个毫不动摇”思想的精髓，以反腐败与党的建设、竞争性市场建构、国有企业选人用人与企业家功能发挥、公共服务与创新促进之“四翼”协同，推动实现“两个毫不动摇”支撑建构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体”）目标。
纠正对不同所有制地位及关系的片面认知
“两个毫不动摇”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公有制设想，借鉴工业化国家两百余年的经验教训，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其精髓就是“两个毫不动摇”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最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理解“两个毫不动摇”思想的精髓，就要正确认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纠正对二者地位及竞争力状况的片面认知。
首先，要避免对不同所有制关系的错误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公有制设想时，其主要出发点是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产-消费矛盾，将受剥削的剩余产品从资本家占有转为劳动群众占有，令消费追上生产，实现生产-消费平衡，以释放由技术革命形成的极大生产力。由于经典作家所处时代资本相对劳动的高度稀缺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极其明显并受到由资本家联合形成的政治力与上层建筑的保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已确立了土地及处于自然垄断地位资源、要素和产业链环节的公有制地位，国有企业在大多数强规模经济领域占有优势，竞争性产业内企业家、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份额主要由市场竞争决定，生产资料代际间的非效率传承问题明显弱化。相反，非公有制经济在承载就业、创新、财税上的贡献度突出，在形成市场竞争、支持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资源动态优化配置上的功能卓越，与公有制经济对生产力作用的同向性和耦合性作用凸显，因此，在产业和空间维度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
其次，要避免片面以市场或资产份额判断公有制主体地位。公有制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但主体地位评估不能以僵化的机械决定论来评判公有制是否占据主体地位。不少研究者提出把国有资产应占社会总资产50%或以上作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判据，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应从劳动就业、GDP、上缴财税等单一指标或合成指标是否达到较高比重来判断公有制主体地位，或者调整公有制经济的统计口径来从数据上产生超50%比重的结果，这些观点都缺乏学理与现实依据，有明显的误导性。从逻辑和现实看，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评估应摆脱对特定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份额的过度关注，回归实现高水平生产-消费平衡、长时期生产-分配协调的目标。公有制主体地位应以促进竞争、防止传承非效率、促进创新上的主导地位为判据。在土地等垄断性要素、资源国有，公有制经济在关键产业、关键环节已具有规模和先行优势条件下，更应以公有制经济的产业链生态引领者、市场竞争推动者地位获得及持续扩展来凸显其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最后，应客观认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状况。竞争力显示的最优尺度是在竞争性市场上，由价格、成本和利润发出企业竞争力的强信号。国有企业经历多轮战略性调整后，生产领域国有企业多具有强规模经济和一定的垄断特征，由此激发产生了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非理性认识。一种认识是高估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其思路是国有企业仍承担了不少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还因为国家战略需要担负起超出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非必需成本，先天不利于国有企业同非公有制经济竞争及绩效改善。另一种认识是高估了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其理由是国有企业多具有规模经济性引致的经济性垄断以及准入管制对应的行政性垄断，加之国有企业被怀疑可能接受具有偏向性的显性或隐性支持，如果排除这些因素，实际上国有企业竞争力是弱于非公有制企业的。从现实看，绝大多数大中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都采用了所有者-经营者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决定单体企业竞争力的是所遴选企业家的能力及企业家功能发挥程度，它与企业产权性质和其他特征没有直接关系。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竞争力的判断应深入到企业个例上，还应突出公平市场竞争格局的塑造，令二者在同一市场规则下充分竞争、协同发展并披露竞争力信息。
“四翼”协同实现“两个毫不动摇”
要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目标，就要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都视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从系统和长远角度着力理解和推动。其关键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都要在企业家组织诸生产要素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动态过程中竞争、互动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互为条件、相互依存，需要、能够也必须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公有制经济可利用所有者意志赋予的长期博弈优势、长期身处强规模经济产业的知识共享优势以及所继承的关系和信任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则能利用成本-收益上的短期精算优势、决策灵活性与市场适应性等优势，努力构造由竞争性市场→可竞争性市场→垄断但可核算市场梯度共存的开放竞争但又效率涌现的广阔市场样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体构成（“一体”）。以此为核心，需要通过以下四方面抓手和实现机制（“四翼”）予以保障。
反腐败和党的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和党的建设问题。它既是政治问题，也具有经济意义。要实现“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要确保国有土地、资源、要素和自然垄断环节，以及所有国有企业实现兼顾单世代效率和跨世代效率的目标，能实现高水平的生产-分配协调，而不是像不少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国有企业裙带化、家族化、家长制或者国有资产流失、被侵吞和占有等问题。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外化表现为它同其他所有制企业竞争时的绩效，内在取决于自身能否实现对生产要素的高效率组织和使用，取决于它是否能长期保持开放性、公平性和竞争性。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要长期坚持落实“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党员领导干部负有特殊责任，在组织、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时，不能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而是要真诚、清白地为所有经济主体服务，支持他们充分发展。
竞争性市场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带来的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要实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关键是有能充分披露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绩效的竞争力信号：成本、价格、利润、市场份额和创新能力等。长期以来，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的种种质疑和批评往往就是因为缺乏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和公平适用的竞争性市场构建，导致大量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诸如，认为国有企业低效率者会面临不同所有制企业承担社会化服务“包袱”、国家战略事项成本项、普遍服务成本项等差异的反击；认同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优势者又会遭受差异化税赋水平、地方保护、对劳动法规不完全遵从等非议；非公有制企业又会抱怨国有企业可得到优惠政策、准入限制和不公平竞争等问题。究其原因，都是经济转型和发展期间尚没有建立起完全竞争性市场架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部门、地方利益分割及外显的不完全竞争，存在对发展公有制或非公有制经济的片面理解或歧视性认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两平一同”（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改革取向，《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兼顾总体与实操的竞争性市场建构要求，正是要以开放竞争推动各种所有制企业在一个市场内发展、一个尺度下竞争，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优秀企业脱颖而出，来推动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目标。
国有企业选人用人与企业家功能发挥。不同于非公有制企业自主遴选企业家并接受市场检验的做法，公有制企业的企业家须由政府代表所有者来遴选任命。必须认识到，国有企业边界依赖于其遴选任命的企业家注意力边界，作为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不断开拓和节约使用企业家资源，既要在选人用人上发力，遴选任命注意力水平高度拓展的企业家，更要在制度建设和功能扩展上着眼，以混合所有制等创新性制度设计节约企业家注意力资源，扩张国有企业控制力和影响力边界。在选人用人上，应从遴选任命企业家着手，做到所遴选任命的企业家与国有企业规模适配，是作为所有者代表的各级政府与国资委最重要和富有挑战性的使命。应通过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长时期培养和管理能力显示性披露，扩大国有企业家遴选范围，来动态评估和筛选任命优秀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与此同时，还需要持续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来增强企业家功能发挥，通过企业内更具组织灵活性的要素管理制度设计，增强其劳动、资本等要素在市场内的流动性，提升国有企业员工的工作激励与分配制度的协调性，来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释放国有企业竞争能力与优势。
公共服务和创新推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依赖于能显示其成本-收益变化及市场成长性的内外部环境，企业竞争力最终源于开放条件下不同国家微观个体的竞争力比较。因其公共产品属性，公共服务往往作为非价格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并决定最终产品供给及竞争力状况，这是从前的研究关注不够的。公共服务水平影响所有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在国内市场竞争及跨国竞争力比较中体现，成为各种所有制经济融合的中国经济体系能否维持并扩展国际市场份额或市场深度的关键。从短期看，公共服务水平推动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能同向增大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空间，提升其优势互补和产业链融合水平。从长期看，还需要有政府推动、广大企业强力参与的协同创新体系来支撑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获得与扩展。可以想象，如果创新停滞，不同所有制企业间、不同微观个体间就容易出现垄断势力抬头、非市场竞争行为加剧、产业与企业间协同恶化等后果，生产性激励会逐渐让位于分配性激励，成为制约“两个毫不动摇”实现的外在因素。
在以上“四翼”中，反腐败与党的建设是基础，竞争性市场建构是条件，国有企业选人用人与企业家功能发挥为支撑，公共服务与创新促进是激励。我们需要将“四翼”与“两个毫不动摇”结合起来，从系统观和长远观视角准确认识“两个毫不动摇”的精髓所在，形成对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各自竞争力及其作用条件的理性认识。还要通过“四翼”的协同作用共同支撑促进“两个毫不动摇”思想落实，助力实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实现路径”（2023AZD008）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科学报》总第1935期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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