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月19日）是上海小升初考试中“三公”（上实、上外附中、上外浦外）的面试日。
4月15日—4月17日三校面谈通知单陆续发放，在自媒体中引发了申城家长们的热议。家长们说，今年三公的面单发布后，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错失面单，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有家长感叹：小托福865、AMC8 24分、爸妈硕博士、一堆科创证书……这都没拿到。也有家长说“从来没有说有这些就和面单挂钩，是家长一厢情愿去卷的啊”。也有家长在“三公”周六的面谈后做起了大数据的分析，认为“三公”在面谈中非常关注少先队大队长、中队长和在中小学生古诗文大赛中有比赛获奖的孩子。
家长在自媒体中的热谈当然一定很难还原今年“三公”面谈的真实情况，但“三公”这次测试向申城家长传递出的教育评价改革转向的信号却是非常积极、正向的，这样的具有教育改革风向标意义的转型值得点赞。在教育强国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下，也让我们对教育评价从“刷题内卷”到“文化自信”的范式重构有了更积极的期待。
教育内卷的本质，是优绩制逻辑下“竞争的系统性暴力”。在“优绩主义”的主导下，中小学生被异化为“数据化的竞赛机器”。在“分数即正义”的叙事中，家长与学生陷入了一场以“标准化答案”为武器的军备竞赛，家长成为“焦虑的军备供应商”，教育沦为一场无止境的零和博弈。当美国数学竞赛AMC8的题库被刷穿、科创比赛沦为家长代工的“PPT工程”、小托福成绩沦为考试流水线上的标准件时，这种以“效率至上”为名的教育内卷，实则暴露了人才培养的深层危机——思维的僵化、创造力的匮乏与文化认同的断裂。
很高兴地从面谈结束后家长们“拼凑”起来的“三公”招生细节中，窥见基础教育学校中教育本质的复归迹象。这样的教育评价风向标的转变，本质上是对“优绩制陷阱”的纠偏。当上海中小学生古诗文大会吸引数十万学生参与、当少先队“大队长”“中队长”的经历成为综合素质的象征，说明我们的教育正积极从“工具理性”的泥潭中挣脱，向“文化自信”与“人的全面发展”回归，说明我们教育的重心正从“分数崇拜”转向“文化浸润”与“人格塑造”。
其实，中华古诗文并非简单的记忆负担，而是文化基因的载体。复旦附中通过《中华古诗文阅读》校本教材，将诗词教学从“知识点灌输”升华为“文化史建构”。学生通过“拉近又推远”的研读方式，在《乞巧》中探索南北习俗差异，在《游园不值》中体悟“兴尽而返”的生命哲学。这种教学不再服务于要拿满分的默写题，而是通过“诗心的激活”，让学生在《楚辞》的浪漫与《论语》的庄重中，完成对中华文明的精神皈依。传统文化素养的复兴，绝非简单的“复古潮”，而是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再确认。武亦姝在《中国诗词大会》中的惊艳表现，证明了“诗教”的当代生命力：古诗文的背诵不是“文化冗余”，而是“精神干细胞”——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这些文化基因将修复被功利主义侵蚀的心灵，重塑个体的价值坐标。
而这次三公面谈中“学生干部”标签的含金量提升，反映了学校对领导力、责任感、担当服务精神等非认知能力的重视。当教育从“孤立的分数竞争”转向“群体协作的价值创造”，学生方能摆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标签，成为有社会担当的实践者。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完整的人”——既有科学理性的思维能力，又具人文关怀的温暖底色；既能在全球化竞争中立足，又能守护本土文化的根脉。这需要我们的教育改革实现三方面的突破：一是打破“优绩制”的单一通道，教育评价应更注重适配性而非分数排名，让“适合者”而非“高分者”脱颖而出；二是构建“文化—能力”双螺旋模型，将传统文化素养与社会实践能力嵌入人才培养的全流程；三是重塑校家社协同生态，家长应从“焦虑的供应商”转变为“文化的陪伴者”，学校须减少对“标准化竞赛”的依赖，社会则需为青少年提供更多的类似非遗工坊、社区服务等实践平台，形成“教育—文化—社会”的良性循环。
总之，以今年上海“三公”面谈转向为代表的教育评价的转型，是一场对“异化竞赛”的祛魅，也是对“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当古诗文的韵律取代了刷题的麻木，当社会服务的温度消解了分数的冰冷，教育才能真正回归“立德树人”的本质。唯有放下对“速成神话”的执念，才能让教育成为滋养生命的沃土，而非焦虑与内卷的修罗场。
※ 本文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务处长，教育学教授、博导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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