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版面头条）：963天，30万难民，一座“安全岛”

• 人人知道拉贝，却很少有人知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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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入南市难民区内的人群。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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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家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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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的贡献远远不止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注意到南市难民区的价值，以它为蓝本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将“战时设立中立安全区保护平民”的理念写入国际红十字会章程。1949年8月制定《日内瓦第四公约》首次明确将“战时保护平民”纳入国际法体系，其核心精神正是源自饶家驹在上海的实践

本报记者 吴頔 车佳楠 阮佳雯

身处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在战火纷飞的生死关头，是选择自保、袖手旁观，还是挺身而出、庇护众生？1937年的上海，一位法国神父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他多方交涉，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南市难民区建立，成功庇护30万难民，堪称二战史上最成功的难民救助案例之一，书写了一段难民救助的“上海奇迹”。

“人人都知道南京的拉贝，却很少有人知晓上海的饶家驹。”20多年前，抗战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了解到了这段故事，“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记者随苏智良寻访当年南市难民区所在地，寻找那位法国人在上海留下的不朽印记。

一平方公里“安全岛”

数十万人希望之地

方浜中路249号的城隍庙，每天吸引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1937年秋，在经历战火重创的上海，这里成为大量难民的容身之所。

迈入城隍庙山门，苏智良拉开右手边的木质门板，被遮盖的墙面上有一处不起眼的纪念碑——“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当年这里睡满了难民。饶家驹则被大家称为‘洋城隍’。”苏智良说。

淞沪会战爆发后，硝烟笼罩浦江两岸，城市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绝望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向租界，租界很快人满为患。租界当局为避免事端，以铁栅栏、铁丝网阻隔，大量难民只能集中于法租界外露宿街头，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身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多个职务的饶家驹站了出来。他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设立难民区，这个区域不受攻击、不设武装军队与军事机关，也不进行武装敌对活动，专门接纳难民。

这个提议得到了俞鸿钧的赞同。随后，饶家驹又与日本方面交涉。重重压力下，日方承诺只要中国军队不进入，日军也不会侵扰。

最终各方同意，在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与方浜路（今方浜中路）间，毗邻法租界的这片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建立难民区。

关于这一区域的性质和权属，中日双方起初存在较大分歧，也无法坐下来面对面协商。“他非常睿智地以个人名义分别与双方达成了非正式协议，并且淡化了敏感问题。”苏智良介绍，正是由于这个法国人穿针引线，才让日本人遵守了承诺。“日军在占领南市后虽然纵火多日，但也没有到难民区内纵火。”

1937年11月9日12时，难民区正式成立，象征着希望的红十字旗帜在南市上空飘扬。亲历者李秀凤后来回忆：“租界的铁门关起来了，怎么办呢，急死了。正好有人在喊‘可以到难民区’，我们就跟着跑，住进去就好了。”

小小一平方公里的“安全岛”，从此成为数十万人的希望之地。

法国“独臂神父”

成了“洋城隍”

1913年，35岁的饶家驹被派到上海传教。他博学多才，精通法、英、德、拉丁等多国语言，又在中国学会了北京话和上海话，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饶家驹”。在上海与日本侨民交往期间，他甚至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为他日后多方游走开展难民救助打下了基础。

来到上海的第二年，饶家驹在徐汇公学教授化学期间，因一次爆炸事故不幸失去了右手。此后十多年间，这位“独臂神父”不仅资助贫寒学生，还积极投身各种赈灾活动，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救下不少难民。

漫步于今天的豫园，人们或许已经无法想象当年难民区的样貌，只有留存至今的老建筑还保留着历史的记忆。南市难民区成立仅一周，收容难民的数量就突破了20万。区域内先后建立了100多处难民收容所，当年的“小世界”游乐场、回教堂、珠玉业公会、沉香阁、城隍庙、豫园等场所都曾开放安置难民。

那么多人挤在弹丸之地，如何维持秩序，保障他们的饮食起居？饶家驹将难民区分成9个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卫生、医务等组。难民区还拥有警察、议员、学校、手工工厂甚至刑事法庭等机构。“这套管理体系无疑是一个创举，使难民区能够长期有序发挥作用。”

豫园内的点春堂，曾是小刀会起义的指挥部，后来成为糖业公会的所在地，收容了约300名难民。亲历者傅剑秋回忆当年祖父在此处经办施粥的场景：“他找了6个人，每天半夜起来烧粥。在点春堂门口设了6个大缸，缸里面盛了稀粥，让难民每天排队领粥。为了不让吃过的人再吃，排队的时候就发个竹片，叫作粥筹。”

要维持一个庞大难民区的运转，资金成为头等大事。上海各界慈善人士为此开展了一系列募捐活动。1938年5月，饶家驹开始向全世界募集物资和资金。他还赴美国面见罗斯福总统，募集到100万美元和大量小麦。这些物资运回上海后，变成难民碗里热腾腾的大饼油条。

“战时保护平民”

理念源起南市

柏林市郊的圣湖柏林湿地公墓，饶家驹长眠于此。

1940年6月，饶家驹接到法国教会命令返回巴黎。他将上海的经验先后运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挽救了一大批难民，直到1946年因晚期白血病与世长辞，享年68岁。

南市难民区也在饶家驹离开上海后结束了运行。从1937年11月9日正式建立，到1940年6月30日宣告结束，南市难民区一共存在963天，庇护了30万中国难民。

事实上，饶家驹的贡献远远不止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注意到南市难民区的价值，以它为蓝本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将“战时设立中立安全区保护平民”的理念写入国际红十字会章程。1949年8月，63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制定《日内瓦第四公约》。公约首次明确将“战时保护平民”纳入国际法体系，其核心精神正是源自饶家驹在上海的实践。

“这座城市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在至暗时刻点亮人性光辉。”在苏智良看来，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当时的上海资讯媒体发达，世界瞩目。饶家驹组建的国际团队包容各国人士，各中外慈善团体通力合作，以及一批共产党人积极参与难民救助，最终促成了安全区的成功。“饶家驹用行动证明，即使在最残酷的战争中，人性光辉也能筑起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