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地下英雄 于至暗处点亮胜利火种

本报记者 肖彤 牛益彤

上海外滩，和平饭店。“远东第一楼”风华依旧，成群游客慕名而来。

1930年，苏联特工理查德·佐尔格从莫斯科辗转抵达上海，入住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这个名字，连同他在上海组建的“拉姆扎小组”，将与后来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莫斯科保卫战紧紧连在一起。

血与火的年代，上海有一片没有硝烟的地下战场，有一群无人知晓的英雄。他们与敌周旋，用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一段段传奇故事。

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

彼时的上海，人口已达300万，是西方人在远东活动的中心。从繁华的商业中心、租界，到复杂交错的里弄、工厂区，各国政治势力、情报机构将上海作为基地，构成了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

佐尔格和他的“拉姆扎小组”成员，以学者、商人、记者等身份活跃在各方势力之间，两年间向莫斯科发回情报电报数百份。

情报活动往往隐没在历史档案的角落。为了探寻佐尔格和“拉姆扎小组”的足迹，寻访报道组拜访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苏智良。

苏智良告诉记者，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落脚后，佐尔格的公开活动是研究银行业务，这源自他在汉堡经济学院研究过的课题；由于自身的国际背景，他还得到一项来自德国化学会的委托，考察在中国市场销售一款产品的可能。

华懋饭店收费昂贵，佐尔格落脚不久后就搬了出来，入住位于八仙桥的青年会大楼（今西藏南路123号）。后来，他又定居在山阴路145弄2号尾崎秀实的居所，并以此为在沪基地开展活动。

在虹口记忆传讲室首席传讲人张家禾的带领下，记者来到这幢红砖灰墙的三层平房。张家禾说，当时“拉姆扎小组”的活跃离不开这处越界筑路、华洋杂处之地。所谓越界筑路，即外国租界蛮横地将路修到租界外。这也造成了华洋杂处、管理混乱的局面，比如马路及路旁归租界管，弄堂深处归中国警察管——这为情报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佐尔格的中国“左膀右臂”

寻访中，多位专家告诉记者，“拉姆扎小组”吸纳了多名中方成员，成为佐尔格的“左膀右臂”，比如吴照高和张文秋。

张文秋回忆录中记载，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带着她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宾馆门前，“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周恩来介绍：“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在佐尔格的指示下，张文秋与吴照高以夫妇身份租下法租界一幢三层小楼，开展情报工作。“从周恩来与佐尔格的密会可知，二人非常熟悉，‘拉姆扎小组’的中方成员很可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调配下加入的。”苏智良说。

中共地下党员刘进中是佐尔格的另一名助手。1930年，他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后经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引荐，化名“方文”协助佐尔格开展工作。刘进中从为佐尔格进行翻译、剪报等工作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出色的国际特工。

刘进中的突出贡献是“牛兰”夫妇营救案。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沈伟的手中，我们看到了刘进中晚年的回忆手稿。1931年，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负责人“牛兰”被捕，共产国际委派佐尔格组织营救行动。在佐尔格的安排下，刘进中探明了“牛兰”的真实下落，并从狱中带出了“牛兰”的亲笔信。

“牛兰事件”见诸媒体后，公众对国民党当局秘密关押国际进步人士的抗议一浪高过一浪。在内外压力之下，当局对案件改为公开审判。1937年，“牛兰”夫妇成功越狱返回苏联。

“这项政治情报斗争的事例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感到作为一个情报员所参加的工作对革命事业有那样大的价值，是我未曾想象到的。我与情报工作出生与共的感情，从这时起就打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一事件使刘进中完成蜕变，成为无数个“共产主义战士”中的一员。

社科学术泰斗的双面人生

“拉姆扎小组”成员中，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泰斗陈翰笙。

1930年前后，他组织学者在无锡、保定等地上百个县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农村调查，成果被编成300多万字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当时，曾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陈翰笙以全面调查和可靠论据，论证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这样一位学术泰斗，早年也是一名情报战士。苏智良告诉记者，情报工作属于机密，许多事情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研究者通过拼合陈翰笙书信和回忆文字中的只言片语，才还原出他的情报生涯。

苏智良说，陈翰笙在1930年初结识佐尔格，此后加入“拉姆扎小组”。他利用在各地调查的便利搜集资料、分析情报，协助佐尔格设立情报分站，并介绍有为青年加入小组。

1933年，佐尔格前往日本东京开展情报工作。1934年8月，陈翰笙也以“中山文化教育馆通信研究员”的名义前往日本，后进入日本东洋文库工作，实则“担任了第三国际的工作”。他在自传中写道：“受佐尔格的委托，在东京主要是在满洲株式会社中做日本人的工作，尾崎秀实帮了我的忙……”

正是在东京，佐尔格向苏联发回了那份后来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情报。苏智良说，陈翰笙赴日实际是受佐尔格邀请。但遗憾的是，陈翰笙从未详细回忆和记录在日本的情报工作，他的完整传奇故事始终不为人所知晓。

隐蔽战场隐于闹市之中

为何是上海，孕育了如此高效且影响深远的国际情报网络？穿梭于这些历史场景，追寻着佐尔格与“拉姆扎小组”的足迹，答案逐渐清晰。

寻访报道组请教了多位党史专家。有人评价，在战争白热化时期，上海因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理位置，成为隐蔽战线斗争的绝佳舞台。

苏智良认为，上海自开埠以来，区位优势明显，近代化进程起步早、程度高，尤其是存在两个租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空间，使得各方政治势力都将目光聚焦于此。

不少党史专家都认同，复杂政治势力交织使隐蔽战线工作获得了生存土壤。沈伟将其总结为“一市三治四界”——日本侵略者、西方租界当局、残余国民党及帮派势力等多方力量在此角力，这种特殊的政治“缝隙”为隐蔽战线提供了生存发展空间。中共地下组织正是巧妙利用了“缝隙”间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和行政管辖权限制，将指挥中枢、电台、宣传机构等隐于闹市之中。

交通的便利则是另一优势。上海拥有当时国内最为发达且连接广泛的交通与通信网络，为隐蔽战线工作提供了机动保障。

在上海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力量不仅与日伪特务周旋，更积极融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他们与苏联、美国，以及日本等国的反战人士合作，共同编织了一张跨越国界的情报网络。

还有更多隐蔽战线的战士或许从未留下姓名，但他们信仰坚定、坚韧不屈，用智慧与鲜血在历史的暗处点亮了胜利的火种。